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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事件——回忆向诗歌靠拢的遥远年代(二)

私人事件——回忆向诗歌靠拢的遥远年代(二)

刘诚

 

那时,我们是猫,而你是鸟类,

天天扑楞着翅膀高飞于童年的天空。

那时,你在黑暗中,而我们是出海人,

让我们以上帝的心肠分担苦难,

与桑提亚哥一起从海上归来,

不管自己将泊于哪一片水域。

那时,不知道你的门槛太高,

我们以博大的襟怀拥抱了全人类的苦难,

像是完成了一桩英雄的业绩。

——录自待焚的诗稿

 

从《水浒传》发现阅读

午后,祖父把我叫进了他的房间。我们家四间正房,祖父住靠西的一间,房间原本不大,由于祖母去世早,我无缘得见老人家一面,也许与多年的单身生活直接相关,爷爷的房间疏于管理,显得空落、朴素和简陋,缺少生气。靠墙角的地方是床,对面放着一只衣柜,平时装衣服和被子;在另一个墙角,放着一只大木箱和一口老式的大木柜。大木箱搁在大木柜上,上着插杆式铜锁,铜锁上还生着一些淡淡的锈迹,平素很少打开。我曾经怀疑,里面一定是装着什么祖传的宝贝,一直想看看都不能够,这一天祖父却自动把它们打开了。

祖父先是慢慢移开那只箱子,用一只带钩的钥匙透开柜子上的铜锁。盖子揭开靠到墙上,一股浓重的古书的气味顿时弥漫开来。由于房间采光不好,柜子里黑洞洞的,祖父伸手进去在一个角落里摸索一会儿,拿出了一支毛笔和一块做工很精致的砚台,放在一张桌子上,说,这个给你,这个也给你,写字的时候磨墨。接着爷爷从柜子里拿出一本书。这是一本竖排的线装书,不算很厚,因为年代久远,纸质有些发黄,绵绵的,随手翻开,上面印着好多我不认识的字,只是觉得很深奥,不大感兴趣。但书上的一些线描的人物图像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些人物,有手执长矛大刀、满身披戴着铁甲的武将,有大腹便便、足智多谋、戴纱帽的文官,还有线条柔顺、丰满匀称、亭亭玉立、极尽富贵之态的美丽仕女。见我粗粗地翻完了,祖父又拿出几本,为我一一打开,说哪个是吕布,哪个是刘备,哪个是关羽和张飞;哪个是貂蝉;哪个是莺莺,哪个又是张生,都是些我不曾听说过的人物。爷爷一边讲,一边探头去看,想使我对这些东西发生兴趣。见我惊讶和高兴,爷爷不无得意之色,像一只干炼的猿猴一样,又异常敏捷地打开那口大箱子,箱子里也是一本一本的图书。里面的书全部搬弄出来了,散乱地堆在床上,像一座小山一样。爷爷说:每隔一阵子,就得给书通通风,不然会有虫蛀。

这个很少打开、一直让我感到神秘的柜子,原来装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这些书意味着什么,里面记载着一些什么样的人和事,都不甚了然,但爷爷出乎意料的举动让我隐隐感觉到它们的神圣。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还不知道这些书有什么大用,值得爷爷这样细心保存,又这样神秘兮兮地一一拿给我看,但我隐隐觉得,有许多秘密很可能就保存在这些书里,——没准爷爷肚子里装着的那些无穷无尽的故事,就是来自那里。

这是让我感到惊异的一个午后:在这个世界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书,那种感觉是新奇的和深刻的,和一个还不知道财富的人突然发现了一座宝藏的情形有点相似。

爷爷于一九七二年以八十三岁高龄辞世。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我至今清晰地记忆着爷爷的形象:中等身材,身子骨瘦,硬朗,背部略见佝偻,面目和善,却透出几分威严,留着马克思那样的发型和一部和马克思一样威武的大胡子。爷爷记着很多的故事,在那个年代里,我脑子里尽是从爷爷嘴里流淌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传奇故事。我爱跟爷爷睡觉,就是因为能够躺在床上听爷爷讲故事;爱跟爷爷去山里的姑姑家,在那里一住就是一两个月,也是因为在到姑姑家的漫长的去路上和在姑姑家的日子里,能听爷爷讲故事。说完了岳飞说三国,说完了三国说水浒,还有什么七侠五义、刘表进京、薛刚反唐、薛仁贵征东,以及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等等,真是应有尽有。这些故事,不光是我喜欢听,大人们也喜欢,尤其是在夏夜,一旦讲起故事,听故事的人会越来越多,每个人都悄悄地带一只凳子过来,把爷爷围得水泄不通,人们把这个叫作“说传”,——爷爷是这一带公认的“说传”人。爷爷还会唱乱弹,记得其中一个《张良卖布》,以怨妇的语气,诉说一个名叫张良的浪子吃喝嫖赌、不但把家产赔尽、最后连自己妻子也搭了进去的种种不是,劝说张良改邪归正,牢记生存之艰辛,不要再干吃喝嫖赌的荒唐事。除了供给我无穷无尽的故事,爷爷还依着故事里的形式,花很大的功夫,随时留心精选硬杂木料,为我制造出能够想象得出来的各种各样兵器:造型逼真的铜锤;一公一母的佩剑,用木板挖成的盾牌;矛;鞭;大刀;弹弓;方天画戟;狼牙棒,甚至《水浒传》里令官军闻风丧胆的勾镰枪,十八般兵器,应有尽有。光有兵器,不会使也不行,爷爷有时就拖着大刀长矛,模仿那些英雄人物的招式,在门前的大场子上走几圈,打上几个回合,或是将兵器在两只手上挽花挽得溜圆,像是武功高超的戏剧人物。有一度时期,在我的梦里尽是一些神奇鬼怪的故事,那些穿戴威武光鲜的各路神怪人物,就在我的梦里格斗搏杀,用尽武艺,直到天明,让人为难的是,偏偏我也每每卷入其中。可惜那些兵器后来都散失净尽了,而那些藏书也没有派上用场。我猜想,那些东西迟早是要交给我的,只是在爷爷一面看来,我当时识字不深,最主要的是不知珍惜(用粉笔到处写字画画,将屋里的白石灰墙划拉得残不忍睹就是明证),会无意中损坏或随意出借散失,故而只是让我粗粗翻过一遍,又把它们一一收藏起来了,大木箱和大木柜子上,又插上了那只笨重的铜锁。再后来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村子里也有一班人整天东奔西走“破四旧”、“闹革命”,因为祖父旧社会入过国民党,也曾一度在县政府“住房”(工作),“破四旧”的人声称爷爷历史不清,就抄了爷爷的房间,结果除了一张国民党党证外,没有搜出别的什么,倒是从大柜子大木箱子里搜出了那些珍贵的藏书,像是起获了什么宝物,一一搬走,最后堆到村中心的大场上,和在村子里搜出的其它“四旧”物件一起,放一把火毫不悯惜地烧掉了。

这件事对我打击太大了。爷爷救不下那些书,我也救不下那些书,那些书就这样与我失之交臂,化为灰烬。事后,我看看爷爷,爷爷看看我,都没有话说,童年一下子变得了无生趣。

到槐树关去住几天吧。在寂寞的童年,我最爱去的两个地方,一是山里姑姑家;一个便是槐树关镇的外公家。尤其是槐树关镇,母亲的几个妹妹都在这一带成家;两个舅舅也都在槐树关镇上成家立业,在街上有房产。童年乃至少年时期的槐树关镇,那浓郁的商业气息和远比山里开化的文明景象,常常让我感到十分新鲜和莫名的兴奋。这一座处在黄土丘陵中心的古老集镇,一块五龙捧圣之地,人口密集,物产荟萃,即使是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仍然将它神奇的魅力辐射到这一带的山山岭岭、四野八荒。每当逢集,集镇上永远是人头攒动,骡马市上到处是各种交易的家畜,一片人欢牛叫的兴旺景象;薪炭市上到处是来自北山和南山的木柴和钢炭;还有菜市、粮市、竹笆市,生意十分兴旺。镇中心大药树下的中药铺子里,一片用铁器砸药末儿的叮当叮当的声响,十分悦耳动听。而到罢市,长长的街道又冷冷清清。国有的收购站里,巨大的龙须草垛,就在国道边堆得像小山一样高,一座一座一字儿排开,挤占了本来就不很宽的马路。这些看起来无收无管的龙须草垛,自然成了孩子们的天堂,孩子们一有空闲,就相约着爬上高大的草垛,在上面打仗,捉迷藏,其乐无穷。镇上自己制作糖果、点心,酿造酱油和香醋,以香醋最为有名,由于醋厂规模大,镇上到处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醋的香味。国营的大食堂里生意兴隆,卖蒸馍、面条、面皮、糍巴和杂烩,永远食客云集,供不应求。那时汽车相当罕见,运输靠牛车,镇上便有一支规模不算小的牛车队,经年累月,从镇上运出棉花、龙须草、杜仲皮和桦树皮等土特山货,再从遥远的县城运来油盐布匹和药品。除非雨天,车队惯常早出晚归,在明月的夜里,你在大马路上散步,有时会看见一辆辆满载的牛车,摇着灯光,从远处慢慢走来,不时响起赶车人一两声短促的吆喝和一串清越的铃铛。但有时也有大汽车到镇上来,——我第一次看见汽车这种庞然大物就是在槐树关。记得当时我围着汽车这里摸摸,那里看看,最后又像护送一样跟着汽车一路猛跑,看它轰轰响着,将满满一车龙须草拉上了一段陡陡的坡道,又向县城方向一路绝尘而去,在那里站立良久。

能够经常在这样的地方住住,是非常令人高兴的。舅舅、外公都疼爱我,我可以愿住多久就多久,就和自己的家差不了多少。这一次,我在街上逛够了,刚要到与舅舅家一墙之隔的皮匠德娃那里去玩,忽然发现舅舅家前厅的一张大方桌上放着一本书,上面竖写着几个字,认得是“水浒传”(下册)字样。拍掉尘土,随手拿起来翻翻,看见好多字已经能够读出来,就没有给舅舅明说,匆匆告辞,将这本书悄悄地带回家了。

好在舅舅疏懒,后来也没有追究,也许根本就没有发现。记得当时刚好是在暑假期间,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天一直在下雨,河里涨了大水,在村里就能听到那如雷的声响;这样的天气,父亲每日里在屋里打竹席,母亲每日里为全家做好饭食,我呢,便躲到西边柴房的小楼上看书,那里清静,且光线极好。我看书慢,做不到一目十行,但是看得极仔细,被一大批英雄人物的动人故事深深地迷住了。这些人物和事迹,以前听爷爷断断续续讲到过,不过这里的记载,更全面更从容更细腻,也更曲折动人。大人经常教导我的格言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黄金屋和颜如玉意味着什么,在我相当含糊,因而显得漠不关心,而阅读之中那种内在的快感却是实实在在,此种趣味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

这件事给我的影响,再怎样估计也不为过。我看了第一遍,不过瘾,又看一遍。末了,还抑制不住高兴的心情,又将这本仅有的书,借给舅舅家旁边那位皮匠的干儿子分享(此人住家离我家不远,后来犯案以诈骗罪被捕判刑了),借来借去,结果再也没有了下落,我前后想了不少办法,也没有将这本十分珍爱的书收回来,更无法向舅舅归还,也只好永不声张、最终不了了之了。尽管如此,这件事还是告诉我一个事实,这就是阅读可以让一个人非常愉快。它的奥秘在于,可以使人进入一种永远也不可能亲历的生活,这种不可能亲历的生活因为书的不同,可以多种多样,数不胜数。和现实的生活比起来,当然是距离很远的,可看起来却更好、更有意思,充满了出人意料的际遇,包含着可以令人一再回味的无穷韵味。长期以来,我一直凝神眺望着门前的青山,向往着山外远处、极远处的世界,想知道那里的秘密,但不能够,而阅读使这一切得以实现,我不仅超越了空间,而且超越了时间的限制,走进了古代,进入了这些古代人物的内心,为他们担忧,为他们焦虑,并不时为他们的遭际而感慨系之。

升入酉水初级中学后,我急切地想弄到更多、更多的书,尤其是想弄到一本《水浒传》的上册,但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妄想,——除了入选课文的鲁迅、高尔基的少量作品,以及在同学们中间流传着的《林海雪原》、《红岩》、《阿凡提的故事》、《登巴叔叔的故事》、《青春之歌》,以及苏联的一些反特小说,实在再没有多少书好读。这种精神饥饿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在槐树关中学上高中的三年,仍然没有多大的改观。高中当然要比酉水中学好一点,有一个图书馆,可惜里面的藏书已经被人洗劫一空。我曾央求一位老师将门打开,亲自在里面细细查找,指望找到一些好东西,结果,在这些被认为是封资修货色的印刷品里,勉强找到了几本茅盾的书和巴金的书,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还有一些过时的政治书,此外别无所获。

这时候,我再次想到了爷爷和他的那些被人烧掉的藏书。

 

            中学时代的风云男友

由于长期处于蒙昧之中,我这个日后做了诗人的人,接触中国古典诗词是延迟了好多年的,不像现在的孩子从一开始哇哇学语,就背出许多唐诗宋词。我对于韵文作品最初的印象,来自当时几部“样板戏”的台词。也无心去追问这些东西底下有没有更深的意味,只是觉得这些用了韵的唱词,比起一般的大白话要好,有一种高贵和典雅的品质。在那个年代,除了这些唱段,还能有什么值得记诵、值得让一个人反复歌唱的东西呢?正巧上天赐我一副极好的嗓子,课余饭后,一向沉潜于歌唱之中,举凡《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杜鹃山》这些经典的剧目,无论是京剧,还是所谓移植的秦腔,无不耳熟能详,唱得字正腔圆,有声有色。至于巴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里的一些乐段,更是无时不在吟唱。走路是唱,睡觉是唱,在校是唱,回家是唱,没有不能唱的地方。以致无论初中,还是高中,我都是校文艺队的铁杆积极分子,遂与文艺演出活动、乃至器乐演奏结下了不解之缘,简谱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的。我住家远,是住校生,有的是时间,于是成为全校业余的“音乐教师”,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给各班教唱京剧唱段,将整个学校的课余生活弄得有声有色,一时成为整个高中阶段全校瞩目的“文艺名人”。一位酷爱戏文、与县剧团名角相当熟悉的姓樊的老师不无疼惜,认为洋县剧团到处招学徒,漏招了我这样一个唱功一流的学徒,实在是莫大的损失(他不知道早在上初中的时候,我就与洋县剧团有过一段曲折的缘分)。

这样的生活看起来是令人快意的。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诗,如果有诗,这些唱段大抵就是诗吧。我不知道这些戏曲唱段,与真正的诗是多么不同。

一天吃中饭我串了个远门,端着饭菜,走进三班教室,和杨面对面坐到了一起。我和杨当时都是住校生,都在灶上搭伙。所谓搭伙,就是各人带粮装碗,交到灶上由灶上统一上笼蒸,开饭时各人取走各人的碗,就着从家里带到学校的蔬菜食用。见是我,杨很高兴,连忙将自己的菜往我面前一推,欢迎入伙共用。一看,杨的菜居然是当日随米饭上笼现蒸而成:有红白萝卜,有海带,还有油,有汤,与任何人的都不同,可见为了让自家从未在外开伙的孩子少吃苦头,做父母的是怎样费尽了心思。

杨是酉水镇上合作食堂杨师傅一家的独子,生于县城,长于酉水,家境条件是一般乡下学生无法比拟的,人又长得白,慈眉善目,而又满带着灵气,一看就是优裕生活中长大的人,没有受过苦,老大人了,脖子上还套着一根明晃晃的银项圈,清楚地显示着在那个家庭里所受到的溺爱。杨与我一起在酉水上初中,又一起到槐树关上了高中,是多年的好朋友,我曾多次到他家玩耍,天晚了就在他家里留宿,一张床上睡觉。杨师夫妇很慈爱,凡跟杨好的孩子一律厚待,乐得孩子多几个朋友。上高中后,我分在一班,他在三班,都住校,但在一起用饭还是头一次,两人都感到很新鲜。我们说东说西,大凡学校的种种趣事,都拿过来一一抖落一番,不时发出开心的大笑。说着说着就扯到了诗歌。因为我看见杨面前的桌子上正放着一本厚厚的书,看封面,赫然印着两个字:《文学》。

“这是什么书?你正在读这个吗?”

“嘘——,小点儿声!”杨煞有介事地阻止我,让我不要声张。

过了一会儿,杨小声对我说:“这是高中教材,文化大革命前的。那时高中生有《语文》,有《文学》,每学期都有一本,专供学生课外阅读。现在不让开这个了。”

“里边的东西有意思吗?”

“当然有意思多啦。”

杨说着来了劲,干脆放下碗,拿起这本厚厚的《文学》,一页页地翻给我看。

“你看,这是《错斩崔宁》;这是《失街亭》。你再看,这是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是白居易的《琵琶行》,还有杜甫,……杜甫,听说过吗?”

他说到杜甫这个名字,远远偏离了洋县话的发音,说成了“豆腐”,我一时恍惚,摇了摇头。

“这可不行!念到中学,还不知道杜甫,这怎么行!……你看看老弟,这是老杜写的,让我读给你听听。”

八月天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长林梢,下

者飘转沉塘坳。……

杨一句一句读完了。他读得流畅、轻柔而低沉,有一种悠长的韵味萦回不去。这是我从来不曾听到过的对古诗的吟诵。读完以后,还一字一句地向我进行了一次讲解,我的感觉是,新鲜,神秘,半懂不懂,却也悠然神往。拿过来从头再看,标题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从此,每一次用餐,几乎都成了我们的聚会。像是有一种无形的磁力,神秘而顽强,每当中餐,或者是晚餐,我们就聚在一起。要么,是我带着饭菜到三班找他;要么,他带着饭菜到一班来找我,将当日炮制的海带萝卜汤往我面前的桌子上一放,朴素的饭菜,也就成了相当豪华的聚餐。一边用餐,一边谈诗歌,谈文学,主要是古典文学。不,应当说是在他是谈,在我却只是听。日子清苦,却也相当快活,像是一连串舒心的节日。

这样惬意的生活大概持续了有一个学期之久。在这一段时间里,杨引领我走进古典诗歌的大门,先后阅读了曹操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之《观沧海》、《龟虽寿》;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长恨歌》、《琵琶行》;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藤王阁序》;李白的《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子夜吴歌》中的《秋歌》、《月下独酌》之“花间一壶酒”;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杜甫的《望岳》、《羌村三首》、《北征》、三吏三别,《春夜喜雨》、《登高》等;王维的《渭川田家》、《观猎》、《使至塞上》、《送元二使安西》;李商隐的《无题》诗;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归田园居》之《种豆南山下》、《饮酒》中之《少无适俗韵》、《结庐在人境》、《移居》之《春秋多佳日》;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柳永和李清照的一些美丽而感伤的词作;还有古诗十九首,以及汉乐府《木兰诗》、《孔雀东南飞》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大量古典诗文。这些诗文有的来自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厚厚几本《文学》教材,有的来自一本破旧的《唐诗三百首》,还有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本《活页文选》。不只是读,还有通俗易懂的讲解,杨不愧是我初、高中同学中惟一一位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物,不只阅读面无与伦比,而且记忆力超群,过目成诵,口若悬河,侃侃而谈,绝无匮乏之态。又是那么明礼、从容和斯文。依我,杨几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老师,有着一位好教师所必具的全部天才。

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杨为我诵读并讲解孟浩然《过故人庄》的情景: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除此,杨最喜诵读的还有曹操所作《短歌行》之《对酒当歌》。

杨不大像是为别人朗诵,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在为自己朗诵,因为他已经完全投入其中,看他那种幸福的境界,已经浑然不知身在一所普通的高中学府读书,身边还有他人。他有极强的感受力,知道这些诗句美在何处,甚至将很专业的“境界说”引入诗歌解说。朴素美丽、韵味十足的诗句,兼以声情并茂的诵读和反复讲解,为我活画出一幅无比美丽的田园生活图景,而一位有情有性的诗人就在其中。也许做一个诗人的浪漫情怀就是在这时候慢慢变得清晰的罢?这些诗,是这么通俗、平和、温良,而其中的意思又一时难以说尽,因为这里面有原汁原味的生活在,让人感到十分朴素、亲切。一个人读着这样的诗句,很容易把它们看作是从自己心里流出,让人觉得这些诗歌原本是为自己写的。

就这样,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我以这样的形式大体完成了一次古典诗歌的粗粗的巡礼,让我在样板戏之外,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生活在古代的文人雅士,曾经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学。这些东西与当时流行的语言完全不同,是另一种语言,有着更为隽永的韵味和更为圆融的境界。可能是忧愁的,伤感的,却更有人情味,更典雅,有无数的秘密管道与人的情感相交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征服力。如果不发生意外,我们的古典文学交流活动很可能将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毕业,可惜就在这时,在一次普通的作文中,杨忽然独出心裁写作了一篇古文《赏菊有感》,闹出了一场骇人的风波,我们的读书生活也不得不走向了另外的轨道。

这是一篇奇特的文章,兹根据记忆勉强补全,或有出入,也只能如此了:

 

因慕陶令之闲适,余尝于宅旁种菊三五十笼,扶以竹篱。中秋既过,晨懒起

三杆。欲读诗书,却见一夜之间,寒霜被地,茫茫苍苍;半亩花田,恹恹待毙。

忽生一念:何昨日之烂漫黄花,千姿百态,竟至今日之败叶零落,愁肠百结,恹

恹欲绝者也?

落花自落,流水自流。地旷人稀,荒村孤茔;江船渔火,晴空如堕。绝百花

而独处,千般心事,谁人堪托;立野地而彷徨,诸多感慨,憔悴如斯。二三数株,

香销玉殒,郁郁然,终老天地之间;水生明月,空自怨嗟,竟起美人镜中之怜。

尝读唐人之《秋声赋》,曾闻秋风之肃杀,万马骤至,踏空而过;夜吟魏武短

歌,披衣长叹去日苦多。欲挽生灵,其奈高天厚地之若何!至若子夜之闻秋虫,

秋林之听孤雁。纵闻香识途,踏月而至,不辨月下之清影;田园依旧,南山都在,

而陶令从容,竟成绝响。

生者何喜,逝者何伤。试看宇内,攘攘扰扰,五步之内皆为梦里过客;林林

总总;尽陷名缰利锁。把酒问天,以人生之苦短,世事之无常,一度淬励奋发,

激昂青云者,转眼间零落成尘;贵为公胄者,终归灰飞烟灭,竟不似经霜之英、

经冬之叶者乎?

悲夫!吾独立清秋,践落英而欲绝,抚枯枝而神伤。

 

一石击起千层浪。由于事发突然,完全出人意料,一时轰动校园,竟至满城风雨。

一切都在变化,没有永恒不居的事物,生活在我们两个人面前开始变得难以把握。在我看来,这篇难得的文章,音韵铿锵,文彩斐然,颇得古典文学真髓,显示了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如果考虑到出自那个年代的一位高中学生之手,实为难得,可惜当时学校却大作文章,认为文才不足取,暴露出来的苗头却值得警惕。文章被扣上了“复古(形式陈旧)”、“充满了人生如梦、伤时恨世的资产阶级没落情调”“逆历史潮流而动”等大帽子,组织全校师生进行批判,一时大字报贴得满墙都是。有的大字报认为,这篇文章的出笼,是作者长期放松思想改造的结果。形势十分不利,杨虽内心大不以为然,究竟有些灰,我们一向谈诗论文、切磋学习心得的“文学互助组”,也只好悄然收场,各自“夹着尾巴做人”了。

青年时候的一次打击,往往造成难以愈合的伤痕。此后的几十年里,杨成了一位好司机,后来又投资开矿,是一个成功的实业家,却再没有从事过文学,对此,我一直为之扼腕叹惜。杨应当是一个在文学方面有所造就的人,在写作的许多方面他都比我更有优势,结果却从事了完全不相干的行当。

这些年见面很少,偶然一次见面,看到我居然自甘清贫,在写作上坚持下来,不断积累起自己的文学,有厚厚两卷本的作品集出版,不免有些羡慕。可惜岁月不居,回头的路已经关闭。说起那一段吟诗诵词、相互往还的友谊,幸福之情溢于言表;提起那篇一不小心、惹了大祸的《赏菊有感》,更是感慨系之。

 

               十九岁一个人上汉中看看

一九七五年的一个冬日,我来到汉中。这是一次私人意义的远足,带有一定的冒险性质。存心固然已经很久,真正成行,却是在槐树关闲逛时的一时冲动,大约我那时,一向空空如也的衣袋里有了几块人民币,足以支持一次规模空前、意义不明的远足。

我当时并不了解汉中,既不知道它历史上的荣耀,也不知道它现实的苦难,更不知道此后很长的年代里,我的生活、工作和婚姻、以及黑暗中艺术的寻觅和追求,都将与这座陌生的城市结缘,它将给我作为一个诗人的苦难和疼痛,也给我作为一个诗人的浪漫情怀和瑰丽想象。那时的汉中,对我而言一片茫然,只是因为传说中武斗场面的惨烈和宏大,这才进入了我的心灵。在我的心目中,汉中的海拔应当很高,因为它处在汉水上游,人们提到汉中总说“上汉中”;应当很繁华,因为人们提到汉中,总是把它说成小上海、小香港。规模当是我难以想象,街上走着各色穿戴时髦、神气活现的人物,高低错落的楼房连成一片,淡入汉江上游落日时分苍茫的雾霭,高远得让人忧愁,美丽得让人掉泪。

汽车载着我离开槐树关镇到达洋县县城,再一路向西急行,穿过许多从来没有见过的村镇。刚起程时很兴奋,起程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胆小的人。一个乡下青年,回乡的高中生,穿戴俭朴,在十九年被大山禁锢的岁月之后,突然一路向西,走了那么远、那么远!那时候我虽然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青年,在正常情况下,大约已经走南闯北,见过了不少世面,可是我的情况完全不同,此前一直都是在老家相当闭塞的环境里度过,走得最远也不过走到县城,对县城以西的世界完全没有把握。坐在一大群陌生人中间,默默无语,内心交织着激动和恐惧两种心情,不知道即将出现在眼前的汉中会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与汉中的第一次谋面会是什么样的情境?

汉中毕竟是汉中;这座在历史书里一再出现的历史文化名城,规模果然不小,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上行人果然不少,在冬日白蒙蒙的薄雾里,一直伸向遥远的郊外,无论如何,是我一向所熟悉的县城不能相比的。但我没有看到那条穿城而过的汉水和它近汉中城一带浩茫的苇荡。我得承认,这座我正在置身其间的城市,与我想象中的情形大不一样。除了汽车比县城较多、规模比县城较大之外,并不给人多少深刻印象。这是一座黯淡的城市。进入视野的,几乎没有一座造型独特、气势恢弘、令人肃然起敬的建筑,大部分建筑都是红砖到顶,像是一些用旧了的火柴盒子,显得陈旧和单调,不少地方还保留着武斗时期肆意破坏的残迹。其黯淡阴郁的情形,一如街上行走着的人们那阴郁的心情。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话。我沿着城市的几条主要街道缓慢地行走,一边四处张望,不知道到底向汉中要求些什么,或者能够要求些什么。也许,能够到这样一座城市里生活和工作应当是好的,可是以我当时的身份地位,无异痴人做梦,我当时对前途命运可说是一片茫然。此行来到汉中,也许只能是看看,看看这座为外公年轻时一再光顾、到老年时又一再念叨过的城市,看看这座中国地图上离老家最近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仅此而已。这座城市不认识我,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也没有人可以说话,在大街上决不会碰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我不打算购买任何东西,到处走着,看着,饿了,在街边的小饭馆里随便吃一点东西;渴了,在临街的小茶铺里买一碗水喝。当晚住在一家浴池利用小换衣间到晚上临时改造成的简易客房内,——就是现在北大街饭店的位置,也睡不舒服,只是一个人躺在床上,就着昏黄的灯光,清数着墙面上被什么人拍死的蚊虫的一团团血迹,最后不知不觉迷迷糊糊地睡去。

我轻轻的走了,正如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汉中有自己的心事,它不属于我,在经过了十几个小时走马观花的东游西荡之后,我正在回到原来的生活。但我承认内心里还是留恋这座城市。我喜欢它的阴郁、黯淡和它一刻也不停息的动作着的忙碌的气氛。这种冷漠而又感伤的气氛,与我少年老成的忧伤和对前途命运一片茫然的无奈感觉非常吻和。离开汉中时,我有意很长时间在汉中汽车站候车室的长木椅上坐着,享受着与这座城市短暂亲近的宝贵时光。这是一间很大很大的大屋子,南来北往的人们,不断涌入又不断离去,走向各不相同的方向,整个大屋子里众声喧哗,人头攒动。屋子四周靠墙摆放着长长的木椅,中间也背靠背摆放着两排长长的木靠椅,烧着巨大的生铁铸成的煤炉子,红红的火苗冒得老高,上面架着几只巨大的热水壶,一律滋滋滋地冒着热汽。一批穿着统一服装的女服务员在人堆里往来穿行,组织旅客排队进站。人们一刻不停地动作,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每到一批旅客要进站上车时,就有一位精瘦、硬朗的光头老人站起来,清晰地报出将要发出的客车的起始时间和沿途经过的一长串地名。他喊叫得那可叫好呵!中气是那么足,嗓音是那么刚健、明正,声音是那么高亢、悠长,在我看来,那不能称作叫喊,几乎就是唱,就像高原上响遏行云的尖锐歌唱,所不同的是,在这高亢而悠长的声音里,有一种职业的从容和冷漠,……

兆头不坏。坐在这样一间大屋子里,听老人洪钟一样的声音,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就像是回到了久违的家。他像是在唱给所有的人,又像是在单单唱给我一个人,这位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瘦老头,唱得人心里充满了阳光,唱得漫长的归途一路轻松。

 

                  槐树关:铃铛敲碎月光

这年秋天,我在槐树关镇新街的大马路上见到一个女子。女子个子不算高,长得不只是匀称,简直可以说是很洋,和当时时常在街上出没的上海女知青相比,倒要胜出几分。她的裤管细而直,同样的大花布上衣,她穿上格外得体。一头长发松松地拢到耳后,再松松地分成两条长辫,长辫越来越细直达臀部,却又显出一抹金黄的辫梢来(这金黄是天生的,因为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小城镇还没有染发一说)。一对大眼睛灵光激射,只见其丰满,却绝无笨拙拥肿的感觉。

我第一次为一个女性的美所震惊。在那样一个单调的年代,姑娘出现在马路上,举手投足,真是光彩照人,而她并没有刻意打扮,一切都是那么轻松而随意!

当日刮风,路上纸屑尘土已经被吹得干净,似乎还是雨后,其它地方还有泥泞,湿湿的,柏油铺的路面却干净明亮。我没有动,悄悄地注意她,看她招呼一个小男孩,等小男孩走近,便拉着小孩的手向马路东边走去,最后消失在马路外供销社的两幢瓦房之间,曾经走过一大堆龙须草垛,草垛上还盖着绿色的蓬布。我不可能知道她的名姓,身世,有什么样的家庭,甚至不敢肯定她是哪里人,因为也有可能来自县城;奇怪的是,回味刚才的情景,却只能忆起一个轮廓,再也记不清她的面容了。

能再见到她该有多好,我想。所幸我家虽在山地,却曾经在镇上的高中读书,对这个镇十分相熟,且因为外公的家就在这个镇上,可以不时就在槐树关镇上走动、小住。到了晚上,我就一个人沿马路溜达。印象中似乎每一个溜达的夜里都有很好的月色。我没有特别注意过月的园缺,但月亮确乎是从天空的某个地方,把略带凉意的光,洒在小镇的层层叠叠的屋脊上,洒在眼前的路面上。路边偶尔有一排小树,看不清是苦楝树,还是洋槐树,但见月色被树的枝桠梳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印在路面上,这样,被月光照亮的部分,也就显得更白、更净些。周围很静,少人声,也没有狗叫,——镇上是不兴养狗的。我这样一个人来回走着,有时走至一片墓地,折回来又走到那个叫我难以忘怀的地方,希望她能再度出现,最好也是一个人,在这月下踽踽地走步,——但我知道,这样的可能性很小,甚至压根就不可能。再走一会儿,就听见了牛的铃铛的圆润的叮当声,其中夹杂着牛的铁掌叩击路面的有力的铮铮声,看见了一架满载货物的架子车被牛拉着,车底下挂着一盏马灯,中间是一个男人,弓着腰,背着拉车的背带,一手扶车把,一手间或扬起鞭子,在牛的胯部轻轻地抽上一鞭子,车便在这声音里稳稳地前行。而且一辆,两辆,三辆,隔一段,又上来两辆,一共是十三辆,——这是一支由十三辆车构成的车队!

这是槐树关镇的运输队,一色的牛拉车。当时虽有车道,但汽车很少,整个酉水区远离县城,就靠这支牛拉车队,拉出农副产品,又从县城运回油盐酱醋日用百货,供应远远近近的市场。车队从我身旁轻轻走过,向一座大房子走去。铃声慢慢地远了;它响得有些忧郁,有些伤感。没有人知道我心里的想法,想法似乎也谈不上,只是一种想再见到一个人的愿望,但却来得执拗,来得顽强,像峡谷中稳稳流动的深水,没有浪花却相当急促,涌动着巨大的力量。我知道再过一会儿,黑乎乎的大房子那里,大门就要打开;这些车将在那里卸载,要么就拉进一间很大的大屋子,牛卸下来,再被车主们一个个牵走,大木门于是又吱吱哑哑地关上。

说来也巧。我那时候正好被政府抽调参加整组,这一期居然进驻区运输队,主要任务不外组织运输队的工人学学文件,开开会。我的宿舍正好就向着那一段意义非同寻常的马路。我发现那个使我如此想念的女子,每天早晨,总要经过这条路走向西头的学校;每天中午,再经过这条路回家吃饭,往往从窗内隔着玻璃就能看到她的身影。——这个神秘的女子居然再次出现了,而且离我这样近!

这个意外的发现,使我暗自窃喜。我只消使用一点小小的诡计,说要见到她,就可以见到她!

接下来的一段生活,我完全被这种情绪所控制。为了能经常与她碰面,我有意天天早起,果然每次都能碰面,却不敢打招呼,因为不知道姑娘会有什么反应。但我发现,有时她也会稍稍注意到我,每当这样的时候,心里就涌起一股暖融融的热流。还是那镇,还是那月光,那月下白哗哗的路面,感觉却不一样了。月光不再那么凉,似乎有了一点暖意。月亮很美,而青春的人更美。她是那样纯洁,丰满,浑身充溢着活力。那人就是一轮金黄的满月,升起在我的天空,静静地照着,尽管她未必知道。

一个有霜的早晨,天还很黑,我又起来在马路上慢慢跑步。我知道,我是在等待她从后边来。她果然来了。我说:“你早!”她说:“你早!”我们相视一笑。兆头不错;我受到鼓励,连忙不失时机地将一封早就写好的信,塞到了姑娘的手里。

这就是情书啊!令我后来每当想起就羞愧不已、以至面红耳赤的,不是我居然如此色胆包天,敢于给一位陌生的姑娘写信,而是这封出自一位自命不凡的诗人之手的信,居然采用了拙劣不堪的韵文样式,而我那时居然坚定地认为,这封信写得最好,在那一带再没有人能够写得出,这样的信,一定能博得一位姑娘的芳心!

我当时心猛跳着,返身就往回跑。过了一会儿,回头看见她收起了信件,一会儿便消逝在雾里。这样神魂不定地过了一天。第三天再次见面,还是在凌晨的大雾中。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两个,她看看我,我看看她。

“信我看过了,我妈也看过了。我爷爷也常提到你,说这次来的这些整组的,也只有你最有学问呢。”她说。

“你爷爷?”我大吃一惊。

“我爷爷叫H,在运输队工作。”

我恍然大悟,运输队里是有这样一位老人,人很好,但我作梦也不会梦到,这个H居然就是她的亲爷爷!

这时我才知道,她就是当年同在酉水区文艺队里到县上参加了文艺调演的F,两年时间过去,没有想到她出落得如此婷婷玉立,光彩照人,我完全认不出了。

日子过得真快,这期整组到年底就要结束了,这令我万分遗憾。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一趟F家。F家炭火烧得旺旺的,F的爷爷坐在火盆边抽烟,F的母亲,一个孀居的非常能干的中年妇女,不失礼貌地招呼我在火盆前边落座。F和她的三个弟在里屋,这时候也出来打过了招呼。我将一节凡立丁布料送给FF愉快地收下了。这使我少掉了许多拘谨,说了不少整组的话,回答了不少来自F母亲和爷爷的询问,多数是关于我家里情况的。似乎应该走了,但我没有就走,而是将F约到她家的院子里,面对面站着,离得很近,院子里很静、很凉,只有天上的一轮半月朗照着,一簇簇刺楸树的浓荫安静在一边,月光下,那信中的话题第一次得到展开。清楚地记得她当时穿着一件红的碎花上衣,有些单薄,就站在我的近旁,我感觉得到她的呼吸。忽然,在一个短短的沉默之后,一张凉凉的脸靠在我的脸上了。这是一张凉凉的柔润的脸,丰满而富弹性,肉肉的,大大的,有一种女性特有的温良的气味。这是我从未接触过的脸,是她的脸。我受宠若惊,不敢稍有移动,我怕任何的哪怕一点动静,都会使这突如其来的幸福减损,付之东流。我也没有敢再进一步去亲吻她,拥抱她,只是那样站着,站了很久很久,直到她母亲的呼唤把我们惊醒。

这大约就是爱了。如果就是,我们的爱只持续了短短的三年时间。其间曾通过媒人正式确定下来过,也有过一些波折。真正的婚姻似乎并不如当时我们所想的那样简单。我们没有更深的接触和了解,在我们之间主要是青春和美本身的吸引。后来我主要是怯于F农业户口这一点,硬着心肠和F分手了。而F似乎也没有多么意外和留恋,我们是好说好散的。尽管如此,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在那次谈话的最后一夜,我说出了那些话,心突然软了,我承认,如果F稍稍再坚持一下,留恋一下,我都会收回我的话,跟她好好过一生,但是F没有,尽管过后据说她又后悔了。

虽然分开了,但对前途并无把握;再看F是那样文静,美丽,就如同是月中的嫦娥,实在是心有不忍,而我对婚姻更是一片茫然。

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一经被生活的浪头冲开,就再也走不到一起了。我无疑是伤害了她的心。我使一位在槐树关镇远近闻名的美丽女子蒙羞。这是一种罪孽。我放弃了一位嫦娥一样的好女子,我眼看要走这一条路,结果却走上了另一条路。而良心的惩罚是那样严厉地加于一身,使我不止一次丧失了生活的勇气。

此后每当深夜,我总想起月下的一幕,月下的白哗哗的中柱一样斜立的大道及道上缓缓行走的牛拉车队,响着细碎的铃铛,摇着晕黄的灯笼,而它们事实上却是越来越远、越来越淡了。

 

            和瀚华在一起的日子

一九七七年的深秋。夜已经很深了;中文系偌大的教室空空荡荡,同学们上完晚自习相继挟着书本散去,看看前面靠右的座位上,瀚华还坐在那里读书,我跟着留了下来。每当这时,如果不是瀚华过来和我坐在一起,一定是我径直走过去,与瀚华隔着一张课桌面对面坐下来。这是一个以共同的爱好为基础的文学“互助组”,因为只是两个人,不免有些拘谨。每当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小声地谈论起一些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一语不发,钢笔在纸上飞快地走动,相互转抄着一些被认为很重要的文学笔记——好像是由瀚华列出的一份外国文学方面的必读书目,顺带还为每一个名著整理出一段长短不一的内容提要;有时候则是就某一部作品交换看法,直到深夜。

这已经不是第一个与瀚华独处的夜晚:半个多月以来的每一个夜晚,几乎都是这么度过。

上帝作证,从来没有过约定,等待和厮守是相互的、下意识的,我几乎不能说清最初是怎样发生。到后来却形成了默契,被双方有意保持。我不知道著名的中文系才女,一向谈吐不凡、在整个校园里如众星捧月般深得人心、如鱼得水的沈瀚华,何以开始变得耽于沉思和静坐,而且不无幽怨,但她的留下就是命令——至少在我看来就是如此:一旦瀚华留了下来,我也必须留下来,否则在我一面,总觉得有什么地方有负于瀚华,因为我潜意识里觉得,瀚华似乎是为了我才留了下来。

这样的交往显然不同于一般的友谊,尤其是在一个男女生授受不亲的年代。蓉坤是瀚华的好友,平素与瀚华形影不离,而在这一段时间里,似乎有意腾出了得以让别人与瀚华接近的机会,早早就回宿舍休息去了;而瀚华似乎将这个作陪的人落实到我,与她单独相处,度过一个又一个灯下苦读的美好夜晚。如果有哪个晚上哪一方面单独提前离去,倒留下一些缺憾和第二天长长的牵挂。

这样时间一长,难免就有了议论,不大清楚议论些什么,想来大抵不离恋爱的猜测吧?而且如果这种情况属实,这些议论大抵对我不利。瀚华全名沈瀚华,祖籍安康汉阴,父亲早年参加革命,据称当时是空军高层官员,本来可以留在北京,只是瀚华不同一般女姓,这看起来是一个为文学而生的女子,有着极高的悟性和深厚的中外文学修养,倾心于不朽的事功和文学的非凡荣耀,无意于养尊处优虚度年华,执意要到基层经历经历,于是以知青身份插队到汉阴,在那里度过了两年时间的插队生活。瀚华皮肤白晰,梳着两条细细的辫子,却又习惯将辫子盘起,在那个几乎没有人盘发的年代,在头顶盘起一个美丽的发髻,显得落落大方、楚楚动人;优越的家境,博览群书的非凡修养和不乏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兼以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举手投足,总是一种大家风范,以致入学不久,在整个校园里很快成为名人。对瀚华这样的人,我其实是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的。瀚华周围有的是追求者,大多仪表堂堂,家境优裕。我只是被瀚华的学识和魅力所震慑,如果说有哪一点为瀚华所赏识的话,那一定是我在校园中业已显露出的一点文学才华。那时我还没有正式写诗,但已经为《枫叶红了的时候》写过一个长篇的评论,还写过一部以政治和爱情为主题的大型诗剧,类似于席勒《阴谋与爱情》那样的强烈,不过完全采用诗体,曾经在同学中小范围传阅。但这些文学试验显然都只是一种练笔,作为一种文学才华其实远远不够,甚至很不可靠,还没有任何成功的保证。那真是一段让人醉心的岁月。倒不是大学的教师多么与众不同,手里都拿着一把点石成金的魔棒,轻轻一点,会忽然间将一个人彻底改变,而是在于这样的环境,以及这个环境对于一个渴望求知的青年的陶洗、锻打和塑造。身边往来奔走的,全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学子,相从相与的都是与追求知识和真理直接相关的事情——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在这个环境里,我已经平静地度过了两年的岁月,几乎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每天早上,在教学大楼东头的阳台上,高声诵读古典名篇(这座教学楼采用苏联的设计,中苏交恶后停建,结果主体完工了,却留下东西两端的附楼没有封顶,倒给朗读和散步留下绝佳的去处);万籁俱寂的傍晚,站在东边的楼顶上,可以眺望惨烈的落日和夜幕下古汉中城暗影里明灭闪烁的万家灯火。这是回天再造的日子:有那写作宏篇巨著的雄心壮志,大抵就在这个时候悄悄生成;有那气吞山河、笔参造化的才情,就在这里的硎石上打磨锐利,闪闪生光。这个时候,我的阅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一本本开禁的经典作品,像是在面前打开了神奇的大门,使我看见了黑暗远方那一片由艺术和真理构成的灿烂星光。不过,说到底我只是一个从苦日子里过来的乡下青年,家境贫寒,比起班上许多同学在文学方面的广泛涉猎,我的阅读面很窄,大体上没有脱离孤陋寡闻的状态,在同学们面前,我没有任何夸夸其谈的资本,更多的只是倾听。我更多地不是从马家骏先生的外国文学课上,而是从瀚华的谈论中,知道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妇人》,莫泊桑的《俊友》,霍桑的《红字》,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战争与和平》和《复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莫利哀的《悭吝人》,果戈里的《死魂灵》;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还有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瀚华所知之多,远远超出了一个乡下青年的想象。我与瀚华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交谈,我的学识远远不够,在瀚华面前只能倾听。对这样的人,我是不敢爱的,即使心里很想。在我心目中,对瀚华只能仰望。在一会天上、一会地下的漫无边际的交谈中,没有一次谈到过爱,倒是谈到过作家的荣耀及其艰辛。

夜到底深了。我们终于拉灯,关上房门,轻轻走过寂静无人的楼道,再一级一级拾级而下,走完三层六折宽阔的楼梯。楼前是很好的月光。深秋的月亮,将它的银辉静静地洒在校园内的水泥路面上,将一棵棵塔松的影子投写在水泥路面的一侧,校园里一片安详和宁静,静得听得见彼此的心跳。我们相互看一看对方,在楼前分手,互道晚安。但分手后,看着瀚华一个人轻轻走向东边夜色中的一排女生宿舍,又有些于心不忍,执意要跟上去送她一程,直到看着瀚华在女生宿舍那边的一排房前消失,这才一个人慢慢地回到男生宿舍,用双手摸一摸脸,这才发觉脸上烧烧的。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就这样又过了一些时日。有一天,我正在上课,忽然下意识地发现瀚华的位子空着。是请假了吗?我想。可是又过一天,那里还是空着。又过一天,瀚华还是缺席。

这天中午放学时,蓉坤对我说:“瀚华病了,大家都是朋友,你还是去看一看吧。”

“什么时候?在哪一家医院?”我心里猛地一震,这事对我来说真是猝不及防。

“发烧三天了,还不见好转。”蓉坤说,“眼下还在地区医院传染病住院部。”

我的心顿时提了起来。直恨自己消息闭塞,几天来居然没有打听过瀚华的去向。

在汉中地区医院传染病区一幢灰白色小砖楼二楼一间病房里我见到了瀚华。瀚华正在半昏迷之中,往日丰满白晰的脸盘烧得通红,吊着液体,见到是我,勉强点了一下头。瀚华远离亲人,身边是蓉坤和相好的几位女友。询问病情,蓉坤说至今没有确诊,能用的退烧药都用过了,高烧仍然没有退去,看来相当危险。已经通知在北京的亲属,当晚将转北京治疗。对此我肯定是束手无策,也只有指望尽快转院,到条件更好的地方去治疗。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是与瀚华的永别。

当夜一架军用直升机接走了瀚华。几天之后从北京传来消息,瀚华已经不治而亡。消息传来,整个校园为之震惊,全校师生都为这位传奇女性的突然亡故扼腕叹息,不少学友痛哭失声。很快,校园里出现了抗议活动,一些措辞严厉的大字报贴上了墙头,其中一张出自我的手笔,题名《为了忘却的纪念》,大字报认为是校医院误诊为感冒,耽误了瀚华的病情,直接导致了瀚华的不幸,要求有关人员为此承担责任。至瀚华追悼会前的一段时间,校园里一时满城风雨,既是悼念,又是抗议,成为一场声势不小的学生运动,院方为此作了不少工作,局面才慢慢平静下来。

这是我在汉中师范学院校园内亲身经历的一次死亡。一样美好的夜晚,一样水银一样明亮净好的灯光,而现在深夜的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那个曾经以她的友情给予我无尚光荣的人去了,那个曾以她不凡的识见和广博的阅读,对我进行过中外文学启蒙的传奇女性走了,那个引领我在外国文学的浩瀚大海里旅行的杰出同学走了。她可能关注过我的才华,但她没有能看到我在文学上的任何成功,因为截止那时,我没有写出一首真正独创意义的诗歌作品。我有时想这一段秘密的交往,想着想着就想出一些反常的地方:或许瀚华于冥冥中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于是选择我将她倾心相许的文学事业继续下去。或许;可是我是那个值得信赖的合适人选吗?我茫无目标的文学试验指向一片没有任何确定性的模糊远景,随时可能中断,能够让目光高远的女性校友真正满意吗?不知道,但在此以后,她就像一片云彩一样不辞而去,干干净净,不留一点痕迹,再也找不到踪影。

事实上,瀚华被人们淡忘已经很久,因为艰巨的新生活正在涌来,迫使人们面对。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瀚华未必真的会投身于文学,艰苦的文学创造,对瀚华这样的人是不合适的。文学的最要命的一点是,它要求作家和诗人必得以个体之身为时代承担苦难,它主要不是用来表达一个时代的欢乐,而是要表达一个时代的疼痛。从这个角度看,真文学家就是在他那个时代代人类受罪的精神耶苏,而这是瀚华这样优越背景的人所不能承受、也不必承受的。瀚华有那样优越的背景,理应走一条与文学完全不同的道路,比如高级的记者、资深的出版人、有成就的学院教授什么的。但毫无疑问,瀚华是一个文学称职的欣赏者和保护人,她的广博学养和浪漫情怀,使她天然地与真正的文学在精神上联系在一起。在后来文学探索的极端沉闷、极端曲折、有时看来几乎没有任何希望的行程中,我不时想起瀚华,但只是到很久以后,我才清醒地意识到我与瀚华之间的真实距离,那是一片有巨大空间的开阔地,有一条不可能填平的鸿沟将我们隔开,这鸿沟来自命定。我和瀚华其实站在人生的两极,如果瀚华不是英年早逝,真的有心找一个诗人作为生活的伴侣,我相信,要么再没有什么诗人;要么诗人的坎坷命运,最终将瀚华吓退,远远走开。

由于交往未及深入,对我来说瀚华真是走得干净,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瀚华的一些照片早让同学们一抢而光。手边仅有一张在关中平原某火箭炮部队学军进行队列操练的合影。我一次次从120 相片小小的图像里找出瀚华,她还是那么美丽,穿得再朴素,仍给人一种纯情和高贵的感觉,然而人鬼殊途,死生有别,我们无缘再有一聚,只能在心里默祝瀚华同学地下安息。

我相信天堂再大再拥挤,一定有一间属于文学,瀚华就在那里主持着一个文学的沙龙。

 

                   见证诗歌鼎盛的年代

在当代文学的历史上,再没有比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更让人激动的时期了。那是一个所有新生事物,包括原来已有、只是被政治力量强行剪除了的,和原来没有、而在新的时期注定要往出冒的事物纷纷涌现的时代。这是生活对贫乏萧条、充满政治暴力时代的一个有力反弹。就汉中地域的先锋诗歌写作而言,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怀想的年代,——当时在一起联络较多的青年诗人是:赵栩、王建强、何涛、周萍、王茜、石笋、董荟和我。

这些人中,有六个都是汉中师范学院校友,不仅出身高校,而且除石笋、董荟外,都在汉中的几家高校工作,相同或相近的学院背景,给我们的诗歌写作活动许多方便,同时也使汉中当年的诗歌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学院的背景。大家写作热情高涨,记忆中,赵栩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小伙子,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诗的感觉很好,城市生活的背景,使他的诗歌作品既有不同于其他诗人的写作资源,又显得十分新派,是当时这样一个松散的诗人群里准领袖级人物。一批诗人并不是因为我,首先是因为赵,才相互靠拢。我至今难以忘记赵栩诗歌中:“向日葵在早晨转向/那边,孩子们欢呼的声浪海浪一样涌来”这样一些诗句(赵后来就是凭着是他数量并不算大、可是风格独特的诗歌作品,博得了诗界权威人士谢冕的青睐从而访学北大的)。一次,赵栩派人来褒河找我。当日我正在位于陕西工学院的134号住房内写作,听见有人敲门,开门,见到两位漂亮女性,自我介绍说是周萍和王茜。周萍?王茜?当然知道。周萍和王茜当时都在汉中师范学院读书,充满了灵思妙悟,写得一手好诗,周萍还能写得一手行云流水般的散文,二人在圈内名气很响。大家彼此都知道,可是第一次见面,到底有些拘束,还是周萍王茜善谈吐,话题不断,幽默不断,气氛很快变得轻松随意。期间,谈到汉中几位青年诗人、主要是赵栩的一个建议,即大家每月聚一次,地点临时约定,各人都拿出一批新写的诗稿,在一起朗诵,相互交流,然后刻印,出一份民刊,主编轮流做。这个主意很好,但因为存在一些困难,后来没有实行。西乡的石笋这个时候出来,自告奋勇承担了诗刊的印制工作,取名《太阳风》,后又改名《红叶》,由青年画家葛田设计了版式和封面。这份诗歌民刊前后印行过几期,印成了到处寄,不只我们八个人,当时汉中有不少诗人都曾在上面登载诗歌作品,一度十分活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我的《走向人群》诗集也就是在这一个时期形成的。最初是听说西安有诗人与出版社联络,拟为当时陕西涌现出的一批诗人出一个小诗丛,想搭这个车,选取在褒河所写的一批短诗(包括在《诗刊》发表的诗歌处女作《褒河》等三首)编成一本较薄的诗集,取名《就建筑问题答F》,寄给在012技校供职的诗人王雁。据一位与王友善的女同事说,王雁对这些个性异常鲜明的诗大加称赞,可惜王雁先生不久因急病突然去世,诗稿又转给在勉县文化馆工作的刁永泉,刁这时正在筹备出版《梦湖的鹿》,后来将辗转多时的手抄的诗稿再返还我,诗稿转了一大圈,时间过去了大半年,又回到了原地,出版计划告吹。过了一段,我的诗歌写作因为长诗《走向人群》成稿,开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在一次官方文学界的会议上,我把这首诗拿给赵栩看了,赵认为此诗颇有金斯伯格长诗《嚎叫》的味道,并介绍我买一套《美国现代诗选》读读。我果然就买到一套上下卷的《美国现代诗选》,特意读了金斯伯格的《嚎叫》,风格真的有一点相近。后来我又对这首诗作了进一步的充实扩展。我觉得这首诗好就好在搭了一个大的骨架,什么经验都可以一鼓脑往里装。我请张正国先生读了这些东西,张的说法很简要,他说:这是一篇和《蔑视颂》一脉相承的东西。一想,还真的是有理:这两首写作于不同年代的长诗,在精神气度上果然是一脉相承,不同的是,无论句式,还是篇幅,都有了空前的规模,呈现出向事物极限强行推进的惊人倾向,正国的点评可谓一语中的!事情正是这样(张正国先生是一个热心而又富于才华的人,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二十年前在汉中文管所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正国为我一张一张复印《走向人群》全书手稿的情景。正国又是一位眼光独到的艺术鉴赏家,机智、随和,有一种温和的幽默感,从骨子里透出,虽然只写小说和影视作品,很少写文学批评,可眼光和感觉都是批评的,看得很准,往往几句话就能把一个作家说透,时至今日,我的这个感觉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强化。)!这使我对自己的写作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我看到自己的写作,已经不是单个的支离破碎的东西,这两首长诗的成篇前后呼应,能够看出一个诗人精神成长的清晰轨迹,它们是出自我内心的、属于一个诗人生命本质的东西,任何一首诗的写作都不曾像这两首诗的写作一样,几乎在一定的时间段落里掏空了我的内心,让人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投入!一种急切地想把这些诗稿整理出版的愿望油然而生。由于当时出版无门,听一位远在西安的同学说,咸阳诗社答应代为印行,又经赵栩介绍,由葛田设计了封面,于一九八六年十月在咸阳国棉七厂所属的一家小印刷厂里印制成书,苦心孤诣的诗歌手稿,就这样大规模地变成了铅字!

这本书印得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居然厚厚的,挺像那么一回事。更让人高兴的是,书印成后,在咸阳、汉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中许多诗歌朋友都曾为我售书,有的是自己买了再送朋友以示支持。在汉中教育学院,赵栩和王建强撰写的售书海报对我以 “狂飙诗人”相称。不少朋友来信给予热情肯定。大学中文系毕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某部服役的一位老乡军官刘彦存写来信件:“只有灵魂的博大,才会有诗歌的博大;只有诗人本来就深刻有力,才会有诗歌的深刻有力,——诗歌的力量其实是诗人人格的力量。这些个性异常鲜明、风格完全不同的诗歌,恢复了我对于当代诗歌的信心。我了解你的为人,知道你不会永远沉默,——你是迟早要做出一些事情,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的。”在宁强主编着一份名叫《秦岭》的诗歌民刊的周保纪先生,虽从未谋面,更是以知音的语气写来了诚恳的信件,给这些诗作以高度评价。他说:“从《走向人群》,我已经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这是一首具有强烈先锋意识的大诗,即使是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运动风起云涌的宏大背景也不可能将其完全遮蔽,冷落和无视这样的作品是不明智的、不公正的。诗歌的真理有时看来并不都在权威手中。从这些气象宏大、风格迥异的新鲜诗歌,我读出了一位尚未为社会注意的青年诗人令人触目惊心的精神自传和当代中国新诗并非虚构的光荣。”此外,这些书在西安、上海、北京和广州的一些高校也售出一些,向远方一些名家赠送了一些,一批素昧生平的青年读者也写来了信件,计有五十余封。像范曾这样的国际艺术名流也写来回信,称赞之语脱口而出,语言简洁、有力,笔迹遒劲,其内容经多次引用,早已广为人知。

诗歌仍然是文学中的文学,是文学王冠上闪闪发光的明珠,在所有的文学之中,不仅数诗歌最为古老,也就数诗歌最具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诗歌是文学的火车头,是文学躯体里的造血系统。诗歌运动的风起云涌,其势如大海的怒涛,它的冲击力、裹挟力远远超出诗歌,有力地冲刷着这片古老而封闭的土地,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一大批青年诗人的同时产生。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这一个时期可能是汉中现当代历史上仅见的一段诗歌的黄金时代,读者很难想到,小小的汉中地面上,一时之间竟涌现出了数十名有名有姓的青年诗人。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青年都投身于诗歌写作。诗歌民刊除上面提到的《太阳风》外,还有前面提到的周保纪先生发起主编的《秦岭》,连续印行了四五期,登载了一大批质量上乘的好作品。这些刊物每一期都有人向我惠寄,慢慢积成了厚厚一叠,可惜几次搬家,大部损毁,尤其在长达五年的写作空白期,集中烧掉了大批手稿,连带也烧掉了一大批信件,许多珍贵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这么多才情各异的诗人,写出了才情各异的诗篇,大家通过油印的诗歌民刊相互激励和确认,对于这一批诗人的成长可谓意义非比寻常。只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表”,没有看到在“中国特色”的诗歌生态环境下将民间诗歌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定性意义。我们距成功实际只差一线之遥,可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诗人群开始分化。这个分化,依我看大抵是以李汉荣长诗《秦岭》在《青春》发表和我本人第一部抒情诗集《走向人群》在咸阳印行为标志。回想起来,这样个人英雄主义的单干,单枪匹马的冲锋陷阵,对于当事者本人当然是非常有益的动作,对于众多在困难中坚持的诗人同道,却无异于一种沉重的打击,无形中加剧了诗人们本来就存在的离心倾向。聚在一起也许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当时虽然都在办民刊,可是“发表”和“出书”这样的事情,还是始终困惑大家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想突破“发表”的制约,借以将铁幕撕开一条大大的口子,另一方面,在潜意识里仍然把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作品看作是诗歌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办民刊的目的,除了好玩,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看见,尤其是官方刊物的编者看见,这其实是一种有害的心态(民刊的存在对于诗歌运动的深入意义重大。在官方垄断诗歌流通资源的情况下,诗人们的民间结社和自办诗歌刊物到处寄发,无异于在主流诗歌生产流通渠道之外开辟了新的渠道,其核心价值在于,处在相对弱势状态的诗歌生产力得到保护,大批处在艺术探索黑暗之中的青年诗人可以经由这些民刊的纽带团结起来,相互确认和激励,一天天成长起来,最终凭实力在中国诗歌运动的现场集体接管诗歌权力。现在看来,这正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直到新世纪以来,诗歌民间刊物在中国大地上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有很多人直到很久的后来也没有看透所谓“发表”的实质。大家有意无意地成了臣服于众多官方刊物的精神奴隶。于是,没有人关注,不能发表,长时间不被官方刊物接纳,就构成了对汉中民间诗歌运动的沉重打击。同时,生活的许多具体内容也在这个时候参加进来,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快找到自己在生活里的位置。地域的冷僻和偏狭极大地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没有结成更紧密的团体,秦岭和巴山两大山系夹峙的巨大空间阻隔,又将与外界的诗歌交流完全阻断;理论方面的先天不足,又使不少人在很长的时间里找不到艺术探索的方向,更多的艺术试验只能在无望的坚守中自生自灭。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当时也不相信民间性质的诗歌运动,真的会在以保守和冷漠著称的中国诗歌界真的搞出什么结果,以致不能不在心里一再自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就在我们停下来的时候,全国各地的诗人们并没有停下来,他们不仅在困难中将诗歌运动坚持下来,而且在事实上将民间诗歌运动推向了一个远远超过预想的高度,奇迹般地成就了民间诗歌运动非凡的光荣。在北京、在四川,在全国各地,遍及全国的民间诗歌运动不断深入,硬是在官方龚断诗歌话语权的铜墙铁壁之中,打出了民间诗歌的半壁江山,迫使官方诗界重新审视中国民间诗歌现象。此后的一九八六年“两报诗歌大展”,推出了活跃在当时全国的一百多个诗歌流派。在南京有他们诗歌集团,在四川有“非非”集团;从那个时候起,第三代诗人正式浮出水面,进而急剧分化,进入了一个群雄割踞的诗歌战国时代。历史的遇合就是这样吊诡,一向是阴差阳错、完全不负责任的,颠三倒四和不守信用、有时甚至是恶作剧的,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我们中的一些诗人诗歌的成功被无限期地推迟,走过更为曲折的道路;而大多数诗歌朋友则心灰意冷,有的被迫改行,有的搁笔不写,有的转向小说和散文写作,最终与当代汉诗写作失之交臂。据知,赵栩投身于学术研究,当年写得一手好诗的王建强,后来成了一家省报的编辑;何涛调走,致力于中专教育;周萍远走南方,王茜投身于影视,先后在几家电视台做了节目主持,石跃强下海经商,成了一位成功的饲料经销商,董荟从宁强调入地区医院,后来远走南方,只是好像不再写诗;周保纪也不再编诗歌民刊,而是成了一位实权在握的县级工商行政官员。我本人,由于出版《走向人群》这样的诗集,尚且不能如愿叩开当代汉诗写作的大门,从此对诗歌深感失望,于是也只能黯然离开诗歌,在此后大约五年的时间里,再没有写过一行诗,也不再过问民间诗歌运动,当年松散的联盟很快被生活彻底瓦解。直到后来,这些当年才情横溢的诗人们才重又在汉中电视台的一个文艺节目中露面,而这已经是十八、九年以后了。

这时候,这些人都已步入中年。生活虽然没有使每一个人圆了诗歌的梦想,却也给这些优秀人士的青春抹上了鲜艳的色彩,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时代,能有幸与光荣的诗歌结伴,于愿已足,构成了每一个人心中天堂的回忆,谈起诗歌的话题,一个个感慨万端。

这个节目的标题饶有意味:《汉中诗人——由激情岁月走向平静》;制作:舟樯。

 

               跻身精神迟到的晚宴

如果阅读意味着一个贯穿生命的漫长过程,那么平心而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开始步入佳境。其标志,先是有了两个大书架,尚嫌不足,又有了一套占据整整一堵墙那样高大的书架。像是要将在漫长的年代里失去的阅读再补回来。我一门心思藏书,像存钱一样藏书。相信对书已经有了足够的眼光,能够在书商们种种阴谋诡计的重重围困和算计之中,从浩如烟海的书市上,找到值得收藏的书籍。

人类文明的这种艰难积累,是沉闷的,有时甚至是没有希望的,少量的精品总是伴随着大量垃圾的产生。所幸在大量的阅读之后,我已经取得了对于伟大作品的感受力,读书的效果不一样了。我买书也越来越舍得花钱:一套一千八百多元的二十五史,说买也就买下了。我已经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一些炒作得很火的中外图书从目标中排除,也可以偶尔从旧书市场买来一册两册非常珍贵的书中珍宝。积十余年功夫,在我的书架上,集中起一批又一批著作。我发现这些人物大多已经作古,我让这样一些光辉的姓名在这漂亮的大书架上列队集中: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李清照,曹雪芹,博尔赫斯,歌德,但丁,托尔斯泰,莎仕比亚,雨果,巴尔扎克,泰戈尔,里尔克,瓦雷里,特朗斯特罗姆,艾略特,海明威,别林斯基,果戈里,屠格涅夫,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萨特和加缪,马塞尔·普鲁斯特,鲁迅,茅盾,曹禺,马尔克斯;卡夫卡,叔本华,尼采,朱光潜,李泽厚,等等。从《世界城市大全》,到《四书五经》;从《古今笑林》到《二十五史》,从《世界地理》到《印度通史》;从《失落的文明》系列,到《圣经》;从《庄子今译》,到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和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从有关梵高、米勒和罗丹的书籍,到上下两卷本的《美国诗选》,从当代文学作品,到各类工具书,以及号称英国皇家特工训练教材的《生存手册》,大体上样样具备,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在一个人的夜里,静静地观赏整整一堵墙的珍藏,真是一种享受。文字的力量真是令人恐惧:这些不能被时间打倒的逝者,肉体虽然消灭了,他们的灵魂却通过书籍保存下来,与今天的人们交谈,成为后来人们精神上的忠实伴侣。

书当然不可能读完,也没有必要读完,但书仍然得读;一个人必得通过阅读,建立起自己的知识谱系。我知道,由于阅读的破碎和零乱,一定还有许多必读的作品没有纳入我的视野,已经纳入视野的,还没有来得及一一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也就是精读,有不少东西看来都需要重读。我的阅读还显得零碎,还缺少含纳和消化的功夫。也许作为一种生活,阅读将一直持续到一个人的老年,到生命的最后。我看书比较慢。除了只能草草地翻一下的书,对于那些经过精心挑选的阅读,往往很难做到一目十行的快速阅读。也许正是归因于这种慢功细活的阅读功夫,阅读给予我的益处才更大,正所谓开卷有益,对于阅读,我几乎从未空手而归。从阅读中,我感受生命和活着的静好;从阅读中,我看到必须跨越的横杆的高度;从阅读中,我取得写作的灵感。阅读已经成为我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的呼吸,使我在眺望传统的时候能够找到清晰的坐标,确保不被现实世界的滚滚烟尘所遮蔽。由于大师们的引诱,我不仅对诗,对波澜壮阔而又从容不迫的叙事,也是如此醉心,跃跃欲试!搁开孔子、老子、庄子等思想巨人,单就文学而言,如果一定要为最伟大的作家开列一个清单,在我看来,在众多作家中鲁迅仍然是最可敬慕的现代作家之一。今天以先锋自居的人,再也不要轻谈什么先锋吧。打开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野草》,即使到今天,仍然是货真价实的先锋。从鲁迅,我学到思想,为写作找到方向,有可能将写作和思想融为一体,从而使文学在具有美的外观的同时,也具有金属的质地和重量。从鲁迅,我看到风格:风格即人。从鲁迅,我放弃了纯艺术的空想,避免了宝贵的生命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无益试验中过多地消耗。在长篇小说领域,《红楼梦》仍然是我所看到的最好小说之一。《红楼梦》具有不同的立面,是一块层次丰富、通透的宝石,从每一个立面,都看到不同的风景,经得起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反复阅读和无数次高智商的重新发现。不仅好在总体框架,而且好在细部,——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诗的。特别是曹雪芹原作的前八十回,浸淫着浓郁的诗意,人物和事件源源而来,又源源而去,天然到几近乱真,最大限度地逼近了生活本来的博大和浑茫。生活再也没有像在曹雪芹的书里那样美好。依我看,即使是放在世界文坛,曹雪芹仍然是小说领域有史以来为数极少的小说艺术巨匠之一。外国文学领域,一位最喜欢的作家,这就是俄罗斯文学中的列夫·托尔斯泰,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都是至今难以逾越的高峰。也许还有雨果、巴尔扎克、索尔仁尼琴,以及戏剧里的莎仕比亚,诗歌里的屈原、李白、杜甫和但丁、歌德、艾略特、里尔克,现代主义作家里的卡夫卡、博尔赫斯、魔幻现实主义的马尔克斯等等,这些人物都是世界级的,是永不过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放在哪个年代都是永远的先锋。当然,尽管优秀的作家诗人密如繁星,这个名单却也绝不会开列得很长。

工作再忙,现代人生活节奏再快,还是要分出一些精神投入阅读。阅读的意义不言而喻。在古代哲人那里,把书籍比作比朋友、情人还要可靠的伴侣,高尔基也一再劝勉人们:读书,读书,还是读书。对一个作家,阅读的重要性还在于,一方面,他们需要从别人失败的写作中得到教训,学会怎样才能真正把活干好,看到必须跨越的横杆的高度;另一面,也不断从别人成功的写作中取得养分,有时甚至是直接取得写作的灵感。这样的事是有的。一八七三年,中年列夫·托尔斯泰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这样写道:“工作之余我随便拿了这一卷普希金的集子,接着照例(似乎是第七次了)一口气把它读完,无法放手,好像第一次读它一样。此外,普希金似乎解答了我的疑问。过去读过普希金,过去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如此惊叹不已!《射击》、《埃及之夜》、《大尉的女儿》!!!还有一个片断《宾客驱车聚集别墅》。读完,不由自主,出人意外,我搞不清所为何来、意欲何往,竟陡然间想出了许多人物和情节,于是乎继续读下去。接着,自然而然,我改变了计划,一下子文思急转直下,欣欣然万象更新,一部小说便脱颖而出了(《安娜·卡列尼娜》)。这小说我今日草草拟就,生动、热烈、完整,我怡然自得。如若上帝假我以安康,两星期内我将把它弄好。它跟我花费整整一年所从事的那本书毫无共同之处。”〖ZW()《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164页,漓江出版社,1982。〖ZW〗〗这有趣的真实故事,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作家和诗人,在写作高峰期,一般都要安排大量而密集的高强度的阅读,他们通过这种方法调节大脑,使大脑获得强有力的刺激,借以激发灵感,开启文思。这些作家被阅读成就,反过来,再以自己天才的写作丰富阅读。完全不读书的作家,意味着只能从零开始,是不可思议的。作家是一种孤独的生物,但同时又特别适合于群居,一代哺育一代,相互启发、相互刺激、相互成就。事实上从古到今,除了像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苏那样的圣者,以及像孔子、庄子、老子那样一些生而知之的智者,可以通过“悟”而进入真理的堂奥之外,没有一个作家不是从独到而深刻的阅读中深深受益。从许多作家的随笔和日记以及他们的作品中,都能看到前辈作家打在他们前额的戳记。在活跃在当今的青年作家中,余华也许是被看好的一个,可是余华之为余华,除了才气,可以说也是被阅读成就,——从他的一系列精彩的读书随笔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阅读上走过了远比一般人更远的道路。比之前辈作家,后世的作家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即他们都有两重生活:既作为一个本时代的在者生活在同时代人之中,但同时他们也生活在无数大师作品所记载的过去的生活之中,而且更多地生活在那个由无数大师所构成的精神世界之中。当然阅读与写作也不是没有矛盾:往往具备了知识积累的,说出自己的东西反而变得越来越困难;试图说出自己的东西的人,却又很难具备广博的学养,两者很难得兼。像历史上那种学贯中西、饱读诗书的全才型的学者型作家,在今天确乎是少而又少了。作为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我感到压力。今天的人们,仍然在进行着这样一种努力,尽管真理的发现、伟大精神产品的建构比起前辈作家更难更难,但后来的人们还是得加倍努力,以便发现一些新的真理,或将那些已经发现的真理领域大大拓宽。这种精神上代代相传的继承关系,构成了前仆后继的壮烈景观。一方面,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有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留给今天人们的思想,似乎就是不再思想;另一方面,今天的人们却必得以自己的思想证明自己的存在,因为我们必须证明:我们不是别人,而是智者的后代,我们不光消耗地球的自然资源,而且也是靠吸吮前辈圣贤智慧的乳汁长大。

    书已经够多,可是还必须更多;走进随便哪一家书店,书的大海很快便可以将一个人完全淹没,可后来的人们还是要在那里添上自己的一本、两本,乃至更多。这是一场智慧和道德的交谈,既没有任何边界,也不可能有什么最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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