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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事件——回忆向诗歌靠拢的遥远年代(一)

私人事件——回忆向诗歌靠拢的遥远年代(一)

撰稿/刘诚

 

业已逝去和正在逝去的事物啊,

我看见你们庞大的藻类,正在被一种力量推向远海。

像神秘而惊恐的鱼类和热带海上的闪电,

除非超人,抓不住那离合的神光。

就像街头碰面的一些极好的女子,

未及说话,就消失于茫茫人海,

不再显示决定的意义。只有当灵感的强光

在一瞬间将遗忘的世界重新照亮,

你们才一一复活,并再度清晰。

——录自待焚的诗稿

 

苏和寄往四川的信件

这些年我常常想起苏:三十六年过去,苏若是在大动荡的时代里幸存下来,现在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说的是一九六六年深秋,像神人一样匆匆来到我们村又匆匆离去的苏。

苏当时就住在我家。在一个群众大会上,苏面对一百余口邻里乡亲自报家门,自称来自四川的一所大学,是一名学生。我不知道四川的大学是什么学校,学生居然那样高大,简直就跟一个大人没什么两样,这使我感到敬畏。苏的口才很好,是我平生所见第一等好口才的外地人。他说的许多热情洋溢的原话已经忘记了,只记得他一再动员村里的老乡加入一个全国性的派别。很久以后我才理解,就像当年“农村包围城市”一样,苏的一派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日子里,抢先派出了一大批工作队员,像一个张着口子的巨网一样从四川那边包抄过来,试图沿途发动群众。苏到我们村里来,就是要说服村里这些从哪方面看都很落后的农民相信他说得对,心甘情愿跟他走。

苏只是一个人,却要说服这么多落后的人,难度可想而知。我当时也就十一岁的样子,可是我忽然发现自己原来相当“崇洋媚外”,一接触外面的人和事,眼看着就要“融化”。这样的心性,这样天生就想知道外面事物的倾向,可以想见,苏的存在给我带来了多大的满足!苏使我敬佩。他个子高挑,略感单薄,穿一身像八路军当年穿着的灰色衣裤,戴一顶八角形的单帽,帽舌软软的,也是灰色,却没有红五星。庄重、高雅,随和而又高不可攀的样子,给人一种干部的感觉,却远比一般干部有学问,这一点一看就知道。苏也许是有意要学毛主席在延安时候的生活,吃饭一点不讲究,晚上有时还跟妈妈要去针线,缝制日间行走山路挂破的小洞。妈妈说她给缝,苏咋说也不肯。苏当然无意于下地干活,只是一有空就挑水劈柴,挑不动也要挑,不会劈也要学着劈。这显然就是令我相当心仪的人呢。看见除了走访开会,苏通常默默无语,我心里暗暗着急。老实说,村里人的愚钝和不开化,让人脸红。有时我很想帮助说服这些落后的人,至少让他们不要让苏感到为难,最起码不要让苏看出我们村的落后,可我都做不到。但毫不夸张地说,苏在我家居住的日子,几乎成了我的节日。我慢慢胆子大起来,跟苏打听了好多事情,比方他住的学校什么样儿的,学生怎么那么大?路有多远?四川在哪个方向?离开学校这么久,会不会被老师开除?在村里能住多久?一路来了多少人?离开我们村,准备到哪里去?到不到北京天安门?问题无穷无尽,苏一一作了回答。

有一次,我问他谁是他们的领导,苏沉吟半晌说:“总领导当然是毛主席。你还小,毛主席现在遇上了危险。”说完有很长时间没有说话,苏的目光指向门前王家梁方向,那里有一条缠山而过的小路,梁顶上还有十几株古老的柏树。我以为苏想家了,苏却说:“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了。”

苏还是要走了。苏把自己看作播撒火种的人,还有大片的山区需要发动,这些山区是比我们村还要落后很多的。临行前,像下乡干部一样掏出一叠簇新的人民币和全国通用粮票,要付八天以来的伙食账。父亲和母亲坚辞不受,苏显得很为难,说他们有规定。好说歹说,硬是让父母亲收下,然后还是背着那只绣着“红军不怕远征难”字样的黄挎包走出村口。回过头,见我默默无语地跟着,好像忽然记起什么,又折了回来。只见苏从黄挎包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撕下一张纸,用钢笔快速写下几句话塞到我手里,然后用大手摩索着我的头发,发出悉悉索索的细碎的响声。

“你是个好孩子。好好念书,长大了到四川来上大学。可别忘了给我写信。”苏说。

这是发生在我童年时代个人生活里的一个重大事件。村子里生活着三百余号人,没有任何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更没有人将苏与一个山里孩子的成长联系在一起。在大家看来,一个外地人,为了人们谁也不了解的事情,不远千里来到村里又风尘仆仆离开村子,真的是有点傻。大家觉得好笑:天下居然有这样不知道处家过日子的人吗?谁也不知道苏对于我的意义,甚至我本人对此也茫无所知。我只是在不知不觉之间觉得天地大了,大到以我的精神能量无法把握。苏的倏然到来又倏然离去,将我童年的心绪一下子牵扯到了极为遥远的远方,再也没有办法收回;这个远方因为苏的存在而真实可信,因为苏漫无边际的理想主义活动而无限拓展,呈现出一种异样的繁复和新奇,它的许多内容都是我急切地要求了解的。说内心话,我十分想念苏。我清楚地记得他头戴灰八角帽的样子。这种样子,是山里永远不可能有的。我没有见过这样出色的人物。想念得很了,就流下泪水。

我忽然想到那张被泪水打湿的小纸条,它被我小心地夹在一本书里。过了十多天时间,按照苏教给的办法,我到街上的邮电所发出了平生所写的第一封信。这是一封写得最认真的信,足足用了一周时间。我没有让任何人看见,好像这是一件可羞的事情。信上写满了自认为最美丽的话语,表达了强烈思念的心情,用上了我所学到的大量词汇,还说了一些村里新近的事儿。老实说,我没有写过这么好的作文。信写成后,念了一道又一道,然后工笔一一抄清。预计回信快要到来的那些日子,我天天看着到学校送信的邮差,可是没有。我为此设想了种种原因,比如,也许苏还没有回到四川,正行走在另一个更为遥远的村庄,一时还没有收到我的信;也许回到了四川,却未必在四川的大学,暂且还读不到我的信。也可能苏接到了我的信,紧接着又跟着自己一派串连到了北京,正在天安门前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根本没时间回信。还有一种情况是,寄信时写错了信封。

总之情况可以有无数种,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我不相信苏会将我忘记。

为了防止写错信封,我专门就寄信的有关疑问请教了一位老师,在这位老师指导下投出了第二封信。此后不等回信,又接连投出五封信,然后满怀信心地在家里坐等,就像是在等待一个奇迹。我显然把苏当成了童年的知己,来了灵感,有说不完的话语,指望有朝一日忽然能收到一大叠从四川寄来的回信,让每一个乡村生活的平凡日子,都成为天堂里的盛大节日。

与苏的缘分大约只能到此为止——我寄出的信全都泥牛入海。半年后有一封退回原址,上面潦草地写着四个字:查无此人。

在未一家安神的前后

 

未的家里要安坛神,这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村子。

安神就是将某一路大神请到人间,在自己家里安顿下来。也就是在一家人正屋的上方,为神辟出一块至高无上的地盘,供一家人四时供奉。安神的人家,正屋的上方一定摆着一只长长的神柜,神柜正中位置,安放着一只上香用的香炉。神柜上面的墙上,贴满了画有各种神秘符号的图画,贴满了五颜六色、语言怪异难解的对联。近神柜的一带,是叩拜神明、与神对话交流的地方,神圣不可侵犯。安神有一定的仪程。这个仪程相当复杂,得请高明的端公主持,一道又一道地做下来,一个程序也不能含糊,——神像凡人一样也有尊严,含糊则心不诚;心不诚,就是请,神也是不来的。其中一些程序,比如请神和迎神的一些重要关节,高明的端公往往要高声唱出一些怪异的歌诀,满场子跳出一些怪异的舞蹈,——且不说神在日常生活中巨大的实用价值,单是安神时候那份难得一有的热闹,在一向没有任何文化娱乐活动的乡间,已经可以看作是难得一有的高水平的文艺晚会了。

我们村里有三十多户,安神的人家不少,不过一般而言,安的都是比较温和的神,为的不外是保佑一家人福寿康宁,出门见喜,进门抱财,风调雨顺,人畜兴旺,而未家这一次安的,却是大脾气的坛神。据说坛神是众神之中最有个性的神,法力大,灵,可是脾气也大,不好侍候,弄得不好,不但难得坛神保佑,反倒招坛神罚,因此格外令人关注。安坛神除了一般的仪程,最大的不同,是引进了一合神秘的石磨,——一合平常的磨豆浆的石磨,被

信仰赋予了无边的法力,成为坛神在人间的象征。

这是乡间难得一有的快意之事,一般几年才能碰上一次。因为神只能安一次,一旦安顿下来,大约就不会轻易离开,更不可能随便废掉另换别的,那样无异于亵渎。在一般人心目中,神当然是无比的尊贵,可在孩子们一面看,神的工作其实稀松平常,倒像是人们现在常挂在嘴边的“服务”,绝对有求必应随叫随到,而且永不离弃,如此看来对安神的人家而言也算是很经济、很划算。乡间黯淡沉闷的生活中还能有哪些举村欢腾、更令人念念不忘的盛典呢?——葬礼?葬礼固然是很大、很庄严的事,可惜太压抑太苦情,到处弥漫着悲怆的气氛,不适合我们孩子的心性;——婚嫁?婚嫁固然大而且神圣,却又太闹,没有多少幻想的成分,完全不同于安神,天地人神合为一体,可以在一个巨大的空间里对话、交流。正因为非同寻常,未在十天前就将这个消息告诉我。未是我的好朋友,这是村里谁都知道的。在一座有三百余口人生活的村子里,我家住在中间的村子,未的家住在西边的村子,俗称上庄。有这么一点距离很好,使我们的友谊至少在形式上看起来更像友谊。这友谊受到了语文课本上一个北京孩子和一个莫斯科孩子跨国友谊的启发,但更主要的也是出于彼此需要。友谊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真是难以言表,比起村里其它孩子,我们显得更温暖、也更有力量。大概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我们互赠图书,有时在一起读书,做作业,砍柴;假期里,我们相约到河里钓鱼、游泳、捉螃蟹,形影不离。有时为了送还一本看过的图书,未会一个人冒着大太阳到我家来,我也会一个人冒着大太阳去未的家里找未,沿途穿过一大片一大片的玉米地。这友谊也得到了家长的默许。父亲是高明的窑匠,碰巧未的哥哥也是窑匠,有时干脆双方合作,为人烧制砖瓦。每当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在堆满砖瓦土坯的窑场上,到处游荡。遗憾的是,两家人看起来还是住得近了一点,要不然,我们会像那些城里孩子一样,尽情享受往来通信的巨大乐趣了。这一次,有这样难得的盛事,我干脆到未的家里住下来,一来为看看安神的盛大场面,二来也好借机在一起玩个尽兴。

在未家里住过的三天,成为童年记忆中最鲜明、最难以抹去的一幕。我们亲眼看着,那些庄严而神秘的安神仪式,一道接一道做了下来,一直闹腾了三天三夜。那几天,未家的主要亲戚都来了;满屋子到处是人,做饭要用大锅,住宿要在楼上打铺,好不热闹。正屋的大神桌上,摆满了迎神的供品;每当入夜,未家的大院子里就挤满了本村的看客,在中间留出来的一大块空地上,不知从哪里请来的老端公,手拿串铃,唱着谁也听不懂的怪异的歌谣,甩胳膊扬脚地跳起了夸张到离谱的端公舞,手中的串铃天上一下地上一下,发出一串细碎的响声。老实说这舞蹈是笨拙的,甚至是可笑的,而且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在跳,给人的感觉就是怪异,但人们说端公作法就是这个样子。最惊心动魄的是最后一夜,老端公拿出看家本领,要将一合小石磨放在炭火上烘烤,再翻过来烘烤,口中还嘟嘟哝哝念着一些神秘的咒语;同时将一只灶头用的小铁铲放在炭火里烧得通红,当着众人的面用舌头一下一下地舔,舔一下,“滋”的一声,还冒出一些白汽,引得众看客一迭声叫好。直到后半夜,老端公开始作法,像戏里的人物,握一柄木剑,快速旋转,继而绕场三周,再反方向绕场三周,口中念念有辞,忽然面朝东方,跪倒在地。约摸半袋烟功夫,起身朝正东方注视良久,若有所见,急令四个小伙子抬起那块在红红的炭火中反复烧烤过的小磨盘向屋内移动;遥望东方天空星斗依稀,整个天宇一片神秘、宁静,在我们凡人半醉半醒的感觉中,就像《西游记》中驾一朵祥云倏然来去的神明一样,似有一尊威武的大神从天上飘然而来,与磨盘合二为一,在老端公无比谦恭的引领下,一转眼就进了未的家门,再不出来。

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童年时候的友谊,来的也快走的也快,爱得也深恨之也切,原本建筑在一片不切实际的沙滩之上,经不起考验。有点儿像初恋,一会儿天气晴朗,一会儿电闪雷鸣,不需要任何过渡。——正当安神的融天地人神为一体的宏大场面将友谊推向高潮的时候,一个很小的事端,竟将这友谊引向末路。原来安神之后,我们双双自告奋勇代替大人上了0702工程(即现在的108国道)建设工地,在金水河边的刘家庄修路。我们都还小呵。在与别人发生的一个争执中,我无意间发现未居然站在对立的一面。我受不了这样的冷落,便与未冷言冷语地相互讽刺,伤害到后来,未开始咒骂我的母亲,我则咒骂起未还没有过门的姐姐,而且搬弄出一桩有关他姐姐的曾经轰动一时的桃色事件,在众人面前公开谈论。也没有输赢,顶多是平局吧,就算绝交了。一场持续三年多时日的友谊结束了,谁也不欠谁,谁也不想采取措施将其修复。也没有什么遗憾,好像这友谊原本就不值钱,不过一场误会,破裂了反倒卸掉了负担。没有想到的是,从刘家庄回家之后的某夜,未的哥哥找到我家,要求我给未的姐姐还一个清白。原来未回家之后将我们的争执一一说给了他的哥哥。我开始明白像男女关系一类的事,即便人人知道,也是不能乱说的。当晚闹腾了很长的时间。幸而父亲没有在家,轮到母亲,只想息事宁人,不管我说了什么,是不是实情,也不管未有无过错,只管给人家赔不是,才勉强免去一场祸端。

从此我不但对未冷眼相看,连带也暗暗憎恨未的哥哥,一度只盼着这个恶人倒霉。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之后,我的爷爷受到了冲击,未的哥哥也受到了冲击。罪过是现成的:未的哥哥虽然是贫农成分,可是思想反动,就在运动开始的前夕刚刚给家里安了坛神。村里对未的哥哥组织批斗,未的哥哥是个直性子,想不通,要死要活,被认为是负罪顽抗,杨一班人便让未的哥哥跪在磨盘上以示惩罚,后来改用一只绳子将磨盘吊在脖子上,再后来将未的哥哥押往邻村游斗,让未的哥哥将石磨扛在肩上。当日我也在场。我们的队伍在后面跟着,未的哥哥肩扛磨盘和一班地富反坏分子在前面走着。走着走着,只见未的哥哥一用力,将那只据信法力无边的磨盘扔了出去。可怜无辜的坛神!只见那只磨盘一路溅得老高,眨眼间就滚下了几十丈高的石崖,在河里溅起一个巨大的水柱。地富反坏和革命群众一时面面相觑,哭笑不得,一时不知如何收场。

这时候,未的哥哥忽然变得令人同情,在我的心目中慢慢恢复了往日的憨厚、梗直和可爱。

 

                   运动中的小人物

夏季的一天午后,杨他们一班人将全村人集中到村中心的大场上开会,我因为在下村玩儿,会议的开头没有赶上。杨当时是村上的干部,能说会道,是最活跃、也最显眼的人物。杨身边围拢着的还有他的妻子——当时的村妇联主任,还有几位积极分子,正是这一批人,构成了村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力量。我当时人小,是所谓“红小兵”,可是对于大人的活动相当心仪,尤其处在一九六五年那样的年代,凡有大型活动一般总想着参加,对这样一个能量很大的权力中心,不仅崇拜,而且无限神往。当日听杨在群众大会上说有重大行动,要求全体社员、包括所有的“红小兵”都按事前的安排行动,我的情绪亢奋起来。可这话很含糊呵。什么行动,又是什么时候、作了什么样的安排?既是集体行动,为什么没有通知我?我这个“红小兵”摸不着头脑,一时如坠五里雾中。

会场上开始有了一些异样的气氛。是红小兵的都戴上了红臂章;大人们拿出了红旗,还有一伙人敲起了锣鼓。我知道在那个年代,敲击锣鼓未必就是为了庆祝,一般用来壮大声势,往往意味着一个重大行动的开始。过了一会儿,原来散乱的群众渐渐形成一支队伍,开始向我家的门前集结。只见这些人,先是示威似的在我家门前敲了很长时间的锣鼓,然后停下。

我异常紧张地看看母亲,再看看爷爷,又看看父亲,父亲脸色凝重,对即将发生的事充满了警惕,但也显得没有把握。

杨跟父亲原本关系不错,这时淡淡地说:“也没啥,老刘。革命群众给你家提些意见,要正确对待,争取主动配合,早日过关。”话刚说完,忽然有人领呼口号,口号声一时震耳欲聋。

小伙子们拿出了一桶稀糨糊和一大叠大字报,开始向我家的墙壁上张贴。大字报真多,一张接一张,贴满了正面的墙壁。这些大字报字大墨黑,字迹潦草,有许多难以辨认。另一些人冲进爷爷的卧室,打开爷爷平素存放东西的几只大木柜,从里面搜出一叠一叠的旧书,其中有一个东西被视为至宝,——那是一张国民党党证。

这些人原来是冲爷爷来的!爷爷刘德明,解放前在这一带教过书,曾在县府“住房”(我一直弄不清这个“住房”是什么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县府办公室主任吧,爷爷应该就是那时入的国民党),这时候就成了严重的历史问题。

人们转眼间走散了。那张谁也不知道、忽然从大木柜里冒出来的国民党党证被拿走,成了罪证;那些旧书被抬到村中心的大场上去,堆成了一堆,像一座小山似的,被人们一把大火烧掉。我们一家人从村里人缘很好的良民,转眼之间成了人们唾弃的对象。坐在门前,看着不远处焚烧书籍的大火,再看看满墙板着面孔的大字报,坐着发愣。恐惧和不安开始将这个偏僻山村里的平凡家庭完全笼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家人没有说一句话。

“这里看来是住不成了。”

这是父亲的声音。他的声音缓慢、低沉、沙哑,显得极不情愿,像是暗中缓慢流出的一滩血,但一字一句都听得清楚。可这是大家都反对的:我们不愿意离开这座熟悉的村庄。

“兴许只是一阵风就过去了呢。”母亲小声说。“再说娃娃大小一大家人,离开这里,又能搬到哪儿去呢?”

这倒很现实:是啊,离开这儿,又能把家搬到哪儿去呢?

父亲没有作声。作为一家之主,父亲也许想得远些:运动只不过刚刚开头,会不会变本加厉,升级成对我们一家的迫害呢?

爷爷的事到此为止。其中一个原因是,虽曾有过在县上“住房”的经历,可是爷爷在这一带没有任何“劣迹”,况且,只是短短几年就自己“辞职”不做了,够不上“历史反革命”,搬家另住的事也就不再提起了。不过恰如父亲所料,运动并没有停止,接着倒霉的,是村里一批地富反坏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地富反坏分子是历史上定的,现行反革命是根据表现临时定的。凡是属于这个行列的人,先是腾出房屋,让贫农去住,被称作“二次土改”。过一段又来了通知,让这些人自带干粮,到人民公社报到。那个时候,公社有做不完的公益劳动,坏分子来了,天晴则搬石头修河堤,为公社修侧所,下雨不能出工,就学习文件,只有改造好了才允许回家,实际上是被“变相劳改”了,——最冤枉的一个贫农,只因闲话时说过一句林彪有奸相,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到县里去坐了七年大牢。

我那时正好在公社所在地上学,课余饭后,往来经过,总看见这样一群人,多时有七、八十,少时也不下二三十,拖着疲惫的身躯,在烈日下从河边往指定的位置搬运石头。他们有的是中年,有的是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有的还是年事已高的女性,全都是来自公社各个角落里的四类分子。里面也有来自我们村的四个,但是不便招呼,看见了也只好装作没看见。押送看管的,都是青年民兵,一律拿着半自动步枪。这些人没有人愿意说话,看起来全都服服贴贴,规规矩矩。岂只规规矩矩,这些人都是要争一个好表现的,即使不为自个儿,也得为子女。若是有逃跑的,避重就轻耍滑头的,敢说不的,轮到开批斗大会,那就是现成的对象,其他的虽说也得去“陪斗”,毕竟比挨斗好受。

这样的批斗大会一般两三个月举行一次。凡是公社社员都得参加,每逢举行这样的大会,就像是过去乡里逢庙会、唱大戏一样热闹。在批斗大会的主会场,通常早早搭起一个简易的主席台,实际上也就是唱戏演节目的舞台,最上边悬挂起“某某某批斗大会”字样,主席台上摆起一排桌子和椅子,桌子上一字儿铺上红布,摆上茶杯,中心位置摆一支麦克风,主席台两侧的柱子上悬挂起两只高音喇叭,以便将台上人的声音传送到最远。台下,一字儿摆开七八只大板凳,再往前,就是群众区,没有座位,人们就近搬来石头什么的,往往会议一完,像是洪水退去的河滩似的,摆满了形状各异的各色石头。在群众区的中间,留出一个一米宽的通道,通道一直通向二百米开外的一个小台地,台地上坐满了正在公社劳改队强劳的坏分子,旁边站着武装民兵。一群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正在一边说笑,摩拳擦掌,一俟那边主席台上主要领导讲话完毕,宣布带坏分子某某进场,好一拥而上,将这边的坏分子像拎小鸡一样一一拎入会场(大会组织者要的可就是这个戏剧性效果)。

这可是一次批斗大会中最出彩的段落。人们从老远的地方,包括一些还不大懂事的孩子,跟着大人一早出发,走几十里山路,除了必须到会的政治层面的义务外,从每一个人内心考究,十有八九是为了看看这个场面。人们也许并不算坏人,但每逢坏分子进场,一般心很齐,真正说得上是同仇敌忾,几千人的会场上,鸦雀无声,凝神屏息地等待着激动人心的一刻。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听得那边主席台上一声令下,这边两个小伙子抓一个,两人各扭住坏分子的一只手臂,用另一只手同时从后面按住坏分子的头,从小台地上自上而下一路猛跑,穿过会场的中心,一直冲到台下,再拎小鸡似的拎上一字儿摆开的大板凳,面对群众站好,有时直接就是在凳子上跪下。接着再用同样的方法抓上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直到把原来准备好的大板凳挨个儿站满。这时候就有人振臂高呼口号,全场顿时喊声雷动。有那地主老太太,一不小心从大板凳上摔下来,又被抓上了板凳;有那不服管教的,只要台上人看着不顺眼,就往脖子上挂石头、吊磨盘;也有吓得挺不住的,就尿在裤子上,弄得一塌糊涂。在这种凌厉的攻势下,坏分子们一个个头低得比膝盖还低。这当然还只是个开头,接下来,提前准备好的发言人一个接一个上台,历数被批斗者的罪状,新仇旧恨一起算。发言完了,再依次宣布“押坏分子退场”,坏分子于是又被基干民兵重新一一抓回台地听候发落。

虽然是坏人,可也是人哪。半天时间一路折腾下来,现在一个个像一堆肉泥流到地上,窝在那里,没一点指望,不知道这样的事哪一天从头再来,一个个形如鬼魂心如死灰。一伙围观看热闹的小学生中有胆大的,就对着吐唾沫,说些难听的话,有的走过去,用脚踢踢这个,再踢踢那个,无论轻重,踢在什么部位,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好像根本就不知道疼。

每当这样的时候,我总是生出两种心绪:一方面庆幸那些人没有揪住爷爷的一点短处不放,要不然,说不准爷爷就在这被强劳和批斗的人们之中,以爷爷的身体决然受不了这样的折腾,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另一方面看着这些蓬头垢面的坏分子像狗一样窝在那里,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油然而生——

是啊,我们可是孩子,比你们干净,你们都是活该,谁让你们不当好人。

 

                     经验老二之死

中年以上的人大约记得酉水镇北头开着一个食堂,门上方高悬一匾,白底黑字,上书“酉水合作食堂”六个正楷大字。临街的一面全是板门,涂着土红的颜色,每逢开门营业,就一页一页卸下,到打烊的时候再一页一页地装上。食堂内摆着四张大方桌,每一张方桌的四周,再摆着四张老式的高木凳,靠北边一侧摆一长条桌,算是柜台。靠里一面的墙上是个大窗口,直通里屋操作间。老二没有死的时候,无论天晴下雨,年年月月都坐在那张长条桌后面,做着收钱售票的营生。

老二没有名姓,许是有名姓的,但大家都这么叫,真实名姓反而慢慢湮没失传,没有人再记起了。老二也没有女人,似乎也没有亲戚和故交,更不知老大是谁,永远住在食堂厅堂后一条幽暗的楼道里。食堂里还有岳师老两口子,他们的宝贝儿子和我同在酉水初级中学读书,甚是聪明可爱,终日戴着银的项圈,——岳师夫妇虽在食堂做事,在街后另有住房,从来不在食堂住。另有一个职工叫银娃,健硕而略显肥胖,镶着两颗金牙,喜开玩笑,说话大声扬气,平素也住在自己家里,天亮才来食堂上班磨米浆蒸制面皮。这样食堂实际是靠了老二在守着摊子。印象里白天四个人各干一行,分工合作,配合默契,有说有笑,晚上就只剩下老二一个人在黑漆漆的一院平房里过夜。没有人能确切知道老二生活的细节,但有月的夜里偶然从街头走过,有时能听见老二一声两声的叹息或使劲清嗓子的咳嗽声。

酉水合作食堂因为只此一家,永远食客盈门,如果逢集,里面更是人头攒动,不愁东西卖不出去。

我认识老二很早。在酉水学校我属于住校生,课余饭后闲来无事,常跟岳师夫妇的儿子去食堂里玩耍,听他“二叔”“二叔”的叫,甚是熟稔亲切,但说句心里话,我一向对这个老二并无特别的好感。在我的直觉里,老二是属于病态的那一类人,吃的是白米细面,比一般乡里人都好的,做的也是极轻省的事,惟独缺少了光照,因为白更加重了清瘦的印象,像住过监牢似的,即使愉快的时候,眉眼里也透出一股清寒之气,永远是可望而不可亲近。而且,如果我的判断不错,此类人往往生硬,刻板,少情趣也少变通,自私到锱铢必较,一毛不拔,胆怯到处处受人欺侮而无力自卫。尽管如此,由于不时要去打个牙祭,去食堂里与老二打打交道也是常事。有时为了买一个刚出笼的热馒头,我就在老二油光光的长条桌前耐心地排队,看老二从岳师手中接过满簸热馒头清点妥当,这时再仔细地点钱点粮票,按前后次序文质彬彬地给食客拿取馒头。这时,在等待的间隙里你能近距离观察他,而不至受到责怪,因为他只是埋头做事,并不看你。你看见,他的嘴巴一般是紧闭的,偶尔有一点神经质的抖动,但并不言语;下巴上的胡子茬青拙拙的,眼睛里透出和善的哀怨的光,每当这种时候,心里就不由自主地涌起一些可怜的感觉,——这当然只在我心里,从来不曾对人说出。如果要买面皮,须得先从老二手里购得小竹牌(一个小竹牌代表一碗面皮,样子有点像古代元帅帐前使用的令牌,不过小得多),再去与操作间相通的窗口凭牌取得实物。我小时候喜食此物,有时一买就是三碗,老二一面把三只竹牌递给我,一面按部就班地朝窗口高唱一句:“三碗面皮!”其声高而长,唱未完,里面银娃即高声应答:“三碗面皮来了!”就听见里边操作间内,立即有“当当当当”在案板上用力切剁的声音传出,稍后,三碗浇好辣椒油的热面皮就从窗口递出来了。久而久之,食堂几位师傅见了我,就叫“三碗面皮!”这“三碗面皮”的诨号慢慢地也便出了名,知道人们没有恶意,也只有默认了。

我那时在酉水读高小、再读初中已有几年,当时家境贫寒,好在是住校,有的是时间,大约是受了另外一批住校生的感染,忽然有了一种巨大的热情,要搞什么勤工俭学,往往一伙男生一早出发,北向走二十多里山路到太白山杨道的道观下去砍柴,却叫当地住户以护林为由没收了砍刀,回来时却经火烧庙一路下来,顺路溜进谁家的私坡上砍几根小青冈树急急赶回,锯了,劈开,再捆好,便扛到街头出售。那时酉水逢二五八集,相当兴旺,加之十五工程队的工人正在街尾的河面上修建一座大桥,街面上什么人都可以见到,各种各样出产也都卖得动,包括我们手中的湿的柴禾。卖掉了当即便去供销社购得必需的纸张文具,或牙刷牙膏,学文明人刷牙,再就是随手花在食堂,又买得三碗面皮落个肚儿园。有时卖不了,找找老二,老二会以食堂的名义收购,但不讲价,二分钱一斤,愿卖就卖,不愿拉倒,而我们当然是能出手就行,没有谁敢和这个好心而又固执的老二争讲价钱。

老二不常到镇外转悠,更不常到河边,这样在我看来他生活就少了许多乐趣。比方还是这条河,一年四季稳稳地流,各个季节是各自的景色,尤以夏天和冬天里最有特色。夏天炎热,我们便天天下午都泡在河里,街上游一里地的深潭和街尾一带的深潭都是游泳的好去处,既可以从浪头上借水力或漂或游,又可从河边高高的石嘴上跳水,无论怎么玩都能玩得开心。冬日里,满河水清澈得出奇,若不是有些地方翻着浪花,几可视为无物,有时又粉嘟嘟的绿,像精工彩绘的绿玻璃,这时不能游泳,河面上却早早架起了十几丈长的木板桥,桥很好过,这无疑带来了另外的乐趣,放学以后有事没事,我们总要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去河对面十五工程队的驻地到处闲逛,这时候自然就忘记了老二的存在。

老二没有脾气,几乎可以算得一个善人。赶集的人口渴了,跟他要水,他会给你端一碗水喝;有人想把手边的物件托他暂管一管,他总能给照管起来;对人说话慢条斯理的,从不与人恶言恶语。老二还会一手给小孩子理发的手艺,完全是尽义务,分文不取,时间一久,街前街后的孩子们每每理发就来找老二,孩子们一天天大起来,就不再找他理发了,原因是老二只会理光头,只在前面留一小块,算是装饰。若非如此,仅理发一项,老二就吃不消。一次,一个麻风病人到食堂买饭,银娃看见,老远指手划脚大叫走开。老二觉得可怜,就端一碗面皮,让此人在屋外的墙角吃完,随后把用过的碗筷丢进了垃圾堆。但有一次我看见了老二的发怒,细听原委,却是食堂丢失了面粉和菜油。食堂里这时候气氛很紧张,论形式是三对一,另外三个人都说自己没在食堂住,食堂东西折不折与己无关,老二则声称自已虽然在食堂住宿,但一身清白,敢于见官。彼此言来语去争吵一场,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有一次,是在一个冬日,有担米人不慎失足从桥上坠水,幸而逃得性命,一担白哗哗的大米倒进水中,街头人人都看见,过往行人也都看见,苦于数九寒天冷水砭骨,无人去理会,第二日午后,却有一个人从桥上攀着桥柱下水,站在水里慢慢捞米,我只看见一个背影,知道是老二,我不知道老二拿这粮食去做了什么,那种对粮食的怜爱之情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老二有时也浪漫一点,仅有的一点,那是河里发大水的一次,岸边站满了人,里面也有我和其他的一些学生,大家都站在浅水里,一任黄浊的大水浪从河心里过来,不停地掀动裤管。我看见老二和岳师也站在浅水里钓鱼,各自神情专注地举着钓杆。岳师不断地收线挪一挪地方,一边咒骂鱼狡猾,说每次总能吃掉饵食,临拉上水面时又脱钩,老二却只是不声不响,竟忽然钓上一条鱼来。大家见一条大鱼被忽悠悠地甩上岸来,还欢蹦乱跳的,都大叫一声:“哇,黄刺骨!(一种黄颜色的绵鱼)”大家一时都很兴奋,只有老二一反常态,说钓鱼走运,会冲了其他方面的运道。人们一时无话,也不再理会。看看河面,这时水仍然在上涨,水面上到处都泛着白沫,从上游吹下来的南瓜、死猪、树根及枯枝败叶,在河面上缓缓移动。这真是一场罕见的大水,若再涨下去,怕连囫囵一个酉水街也要冲走了。不过还好,大水也只是涨到这个份上,就渐渐疲软下来,慢慢地退下去了。

老二仍然在酉水食堂卖他的票,算他的账。

这时候已是文革初起,镇上不时有串连的青年远征队路过,我随同学校的老师曾几次徒步七十余里进县城,批斗县长的万人大会也参加过了,正在县城的街头听两派用高音喇叭舌战,忽然有传闻说一派要开枪,有的说已经听到了两声枪响,随即越传越奇,满城人皆蜂拥而向西关仓皇奔跳的危险也经见过了。徒步赴县城再徒步归来,五十余华里,小小年纪追随一班大孩子走这么远的路,累得气息奄奄,到得酉水不盼别的,只巴望酉水食堂的门仍然是大开着的,如果天色已晚,最好食堂内能亮着灯光,这样,我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再买三碗热面皮一饱口福。可惜这一阵子镇上受武斗影响,人心慌慌,食堂打烊早,别的几位师傅都回家了,只剩得老二一个,坐在幽暗的里屋抽旱烟。见到我,老二欠了欠身,算是打过了招呼,说面皮卖完了,但既然是我,老二变通了一下,说还有冷米饭,让我等着买炒米饭吃。我说可以,于是跟老二到黑乎乎的操作间,看老二细心地剥葱,刮姜,清洗,在大菜墩上切细,然后升火,将一大碗米饭翻炒成功。看我在大厅的方桌上狼吞虎咽地用饭,老二似乎产生了一种满足的感觉,在一旁安静地坐着抽烟,没有说话。他似乎永远有气无力,像是不胜人生的重负。直到等我吃完饭,老二这才缓缓地问出一些话来,问我住家,年庚,家中人员构成,问得很细,我只得一一告知,也是问一句答一句。他说我耳垂大,额平而宽,印堂明亮,将来兴许能做官,此外还送给我五斤簇新的全国通用粮票。我当时很想要,又不敢要,平地里生出一种警惕,觉得一向孤苦淡漠的老二对我忽然这么好,莫非黄鼠狼给鸡拜年,另有打算?听说多年来,他一直想物色要抱养一个儿子而一直还不曾如愿的。想到这一层,我浑身不禁起来一层鸡皮疙瘩,平生只在遥远的村庄里侍弄庄稼的父亲母亲,第一次在我眼里显示出他们不可取代的价值,我于是只想迅速走开,我在心里暗自发誓,就算他老二花言巧语再会说,就算他家境再好再有钱,也决不能将自己出卖给老二。从那一次起,我已经不只是敬而远之,而是从心底里对这个谜一样的老二感到厌恶,也不肯再去食堂了,每当经过食堂,必快步疾行,目不斜视,似乎一经门里老二的眼睛盯上便难以逃脱,直到走得很远了,这才长长地松一口气,慢慢恢复了平静。——酉水合作食堂的热面皮再香、再可口,似已与我无缘,也只有克制和忍耐一途。

好在那样诚惶诚恐的日子并不多久,第二年夏天晚些时候,老二就死了。这是夏天一个极闷热的午后,我亲眼看见老二到河边去,只说是要用毛巾擦擦身子,去后就再没有回来,到天快黑时,有人在浅水里发现了一具尸体,认得是老二,依然穿着毛蓝布衣,地点是在上次钓到黄刺骨的河段。

老二死后,酉水合作食堂的生意大不如前,馒头不如原先的白和大,面皮也不如原先的柔软丰盛,十五工程队的千余名工人修成了大桥后纷纷撤走,清淡下来的似乎不只是食堂,连带整个的酉水镇也不如从前的人多。人们宁肯多走二十里路到槐树关去办理各种事务,不肯在酉水多停留,顶多只是路过。

过了一些时候,食堂迁往街尾且一分为二,银娃和岳师夫妇从此各开一个小小门面,原来的房舍被乡政府用作干部宿舍,——繁华一时的酉水镇从此真正地败落下来了。

 

南城山

老家这一带有两座城山,如果以太白山所在的位置为准,一座按方位在西,却被人叫作北城山,一座按方位在东,却被人叫作南城山。

这显然是错的,但约定俗成,一直就那么叫,除非是疯子,不会有人出来纠正。至于所谓“城山”,顾名思义,大约是一座像高墙深沟的城池一样易守难攻的山,而且大抵是比这一带任何山都要高出一等的,应当有高大峻伟的主体和纵横发达的余脉,以及触目惊心的沟壑;大约应当还有一个标准:即站在这一带许多地方,应当都能看得见它巍然屹立的庞大躯体。从这些方面看,南城山还算是实至名归。大约也正是这个原因,南城山在很早的时候就被县上选中,经过两三年的艰苦的施工建设,终于在山的极顶上建起了一座电视信号发射台。

这些当然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们既不知有电视,更无从知道那里的建造与电视相关。老家的这一带原本就贫困,不会设想许多文化公益设施,一般都应当由国家来出钱兴办,更不会设想国家会把钱投在一座荒凉贫瘠的山顶上来。再说,国家又不是人,不会工作,哪来那么多的钱?要么,一定是在南城山上发现了珍罕的矿石;要么,就是那里正在修建一座类似军事上的要塞之类的东西,反正一直神秘兮兮。问老师,老师也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但谁都知道,在一座大山的极顶,又是修盘山公路,又是修建房屋,决不会没有原因。

越是不知道,便越是神秘,越是吊人胃口。这一向与单调的学校生活本不相干的南城山忽然摇身一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我们这些住校学生议论的中心。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的甚至就来自南城山的前前后后,都是本地人,每每谈起南城山开山放炮、大搞各种建设的热闹情景,一个个眉飞色舞,绘形绘色,让人受到深深的感染。那些能够有幸一睹南城山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的同学,一律都成了明星,成了英雄。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形成一个中心,四周常常被人围得密不透风。不过南城山究竟路途遥远,山又高大、陡峭,没有定点往来的班车,也未必肯接待参观,再说为了安全,老师严禁住校生私自外出,像我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学生,绝不可能独自亲往,一睹那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这一切甚至成为我少年忧郁的一部分。

那时候在这里念书的大都家境贫寒,学校条件也差,没有什么娱乐,除了每日的功课,闲来还能做什么?也只有站在学校东侧的操场边上,闲看对面半山上过往的车辆。国道尚未拓宽,路依然是那条旧路,过往车辆很少,往往一天之内仅有两三趟车通行,也不是如今的大轿车,更没有小汽车,只是一种带篷布的大卡车,只要准时经过,响几声喇叭,也就算是这一带的公共班车了。慢慢的,时间一长,对南城山什么的,也就有些淡忘。

但过了一些时候,情形似乎有了变化。只见对面的公路上,往来车次增加了,不是带篷布的班车,而是一辆一辆的大卡车。这些车,通常拉着各种各样的大型钢铁构件,吃力地向沟的高处一路爬去。问车到哪里,回答去南城山;拉些什么?当然是机器;什么机器?人们皆摇头不语。

又是南城山!看来南城山上的建设仍然在加紧进行,一刻也没有停止。在我们幼稚的想象中,建设中的南城山,几乎不亚于一座正在成型的天堂。但是,由于种种不能克服的原因,南城山事实上也成了我们这些见闻极为有限、生性又非常好奇的住校生的一块心病。它像一块磁铁,有力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像一个喜欢捉迷藏的捣蛋鬼,我们自以为脱离了它的控制,过了一段,忽然发现它并没有消失,就默默地蹲在不远的前方。

又过了一段,往来的汽车没有先时那么多了,看样子南城山上的建设工程已相继完工。消息灵通人士说,原来建设起来的是一座秘密的电台,专门和敌台对着干的。然而好景不长,又过了一段时间,说是山上挖出了一个国民党特务,据说还是老字号的。

“这特务姓金。”一天,在吃中饭的时候,小狗兴冲冲地对大家说。——看得出小狗说这话的时候十分激动:“这家伙烟瘾特大,抽那种黑卷烟;还装着两块黄灿灿的大金牙呢。这是我那次上山去亲眼所见的。”

但是他的话立即遭到了朱透明的反驳。

“哪里是姓金,明明姓龚。”朱透明不屑一顾地看看小狗。“你们大概不会有人知道,此人被发现前的正式身份是电台台长,据说资历不浅,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复退时人家让他在县里当大官,他偏不,说是一生就爱好个业余打猎,硬是要求到南城山去工作,原以为是积极肯干,没想到老家伙另有用心。不信,此人老家就在龚家槽,尽可以去打听。”

“明明姓金,怎么又姓了龚?嘴里的两块金牙,你以为是什么?那是和台湾联络用的发报机,还有一颗是微型照相机。听说还有手枪。”

“笑话。既然在电台做台长,要给台湾发报,怕用不着金牙吧。看你反特小说算是白读,编都编不像。”

“姓金,就姓金,这事只有我最清楚。”

“小狗说得对,是姓金。”一直在旁边倾听的毛牛这时候也参与了争论。他说:“这事我也最清楚。”

“姓龚,偏姓龚,这事只有我最清楚。”

“放屁,不姓龚,就姓金。这事还是我最清楚。”

“毛牛,你小子敢骂人,看我打你狗日的。”

“打就打,老子还怕你不成。”

说时迟那时快,话未完,毛牛已经扑上去和朱透明打成一团。毛牛个子大,朱透明个子小,自然是朱透明吃亏,小狗怕毛牛惹祸,急忙叫来黄正天,黄正天老师反背着手怒气冲冲,说一定要严肃处理,最后把两个人带到办公室训话,最后每人写一份检讨书才算了事。

一场无端而起的小冲突总算平息下去了。但听说南城山上出了美蒋特务,这事自然成了整个学校的重大新闻,很快便传得角角落落都知道,虽然得不到证实,但有一个事实是,这一来同学们胃口被吊得更高了,对南城山的兴趣在迅速高涨。终于,在一个冬日的星期六,我们五六年级一班心性比较野的男生相约没有回家,躲过了学校的看管,有了一次南城山之行。有趣的是,除朱透明回了老家外,这里面也有毛牛、小狗同行。

这大约算得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意识、有目的的登山活动了。是冬日里一个阴沉沉的日子,公路上还残存着汽车的辙印。我们先沿公路,一路又说又笑地走到青龙垭。抬头看去,一向神秘莫测、令人心神向往的南城山,此刻近在眼前。这果然是一座极其雄伟的大山,高耸的主峰直耸入云端;主峰以下,是发达的众多支脉,浑圆而多肉,通体上下像水牛身体上那种美丽的银灰色,长满了干硬的小草,像是经过了一季秋风的吹拂,小草干而不枯,每一株都带着一支子粒饱满的小穗穗无人收割,远远看去,往往还透出一点暗红,风一吹,冷冷的,亮出白晃晃的硬杆,像是在举行一种独特的仪式欢迎我们一行。

没有走平稳的盘山公路,按照当地老乡的指点,我们沿一座支脉的山脊直上,取一条修路人踩踏而成的捷径。我们呼朋引伴,一路传叫风生,越走视野越开阔,越走心情越轻松。回首来路,曲折的国道像一条细细的飘带,在大山的褶皱间如断如续。由于一心想着山顶上的事,又一路左顾右盼,指指点点,大家都没有感到累。

南城山看来真是名不虚传。沿大路绕过山尖,在主峰的背面山脊上,一字儿修起数十座平房,比一般民房阔气得多。每一排平房之间已经栽上了马尾松,远处有发电机的隐隐的响声,知道山上已经可以有电灯照明。不远处还停着一辆吉普车,这已经是当时所能看到的最好的车辆了。这样的景象,对于我们这些从未见过什么大场面的小学生而言已经是豪华到极致,远远超过了想象。站在山顶,俯瞰南方,整个视野里,都是山峦起伏的壮观景象。据说不远处就是汉水,但我们没有看见。毛牛像个行家似的指指点点,说哪里是黄金峡,哪里又是荞麦山寨,还说不久,将在荞麦山寨建起一座水力发电站。一切都是如此生动、新鲜,境界是从未有过的开阔,心情是从未有过的亢奋。山上的主人待人很好,似乎没有任何戒备,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受到了从未指望的优待,不只没有受到任何的盘查阻拦,因此得以在整个建筑群间宽大的道路上任意穿行,主人还允许我们在一间大房子里坐着歇息,从一并排摆开的机器上看一些活动的图像(后来才知道,那叫黑白电视接收机简称电视机),并为我们免费供应开水,我们也就着开水,开始享用带来的干粮。最令人感兴趣的还是那几个叫作电视机的东西,里面有声音,有黑白图像,播的是一场乒乓球赛的实况。大房子里生着几只大火炉,燃煤烧得红红的,非常暖和;几十支日光灯将偌大的房间照耀得如同白昼,我们这些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呆惯了的人看来实在浪费,在主人看来却稀松平常,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去关掉几只灯棒。

大约在三个多小时之后,当我们走出南城山顶的电视机房时,这才发觉天色已晚,最严重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大风卷着无数雪片纷纷扬扬,在暗夜的空中疯狂地上下翻卷,山上山下遍地皆白;走在厚厚的积雪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到底是在一座大山的极顶,感觉奇寒,冷风彻骨。怎么办?无论如何,我们十几个人不可能住在山顶,即使可能,也不好意思提出这样的要求。经过好一阵犹豫,断定只能走盘山公路,公路固然远很多,绕过了好多弯道,好处在于平稳;走小路虽然便捷,却太滑太陡,谁也不敢去摸黑冒滚坡的险。于是,我们作别了主人,冒着漫天的大风雪,踏上了归程。

山真高,盘山的公路真远。走过了一程再走一程,仍然在半山腰,不在这座山的半山腰,就在另一座山的半山腰,但我们一个个都像英雄一般亢奋,没有一点倦意。山上人对我们这样好,没有人再提到特务的事,也不敢再打听那个特务是姓金还是姓龚,以及他的近况或下落——也许那个特务仍然在山上,但说到底与我们又有什么相干?不说这些;我们说的都是一些狼呀、鬼呀的事,也没有女人的事,因为我们都还太小,不懂。

就这样一路急行,等回到学校,附近人家的雄鸡已经开始报晓,遂在天明时沉沉睡去。

 

                       命运的门在午后打开

虽然黯淡沉闷,但在一定的年份里,命运还是向我开启了大门。

那是一九六九年,当时的酉水区公所从全区各学校抽调组建起一支文艺演出队。文艺队的任务是,在区文艺调演的基础上,编排一台好戏,代表酉水区参加全县文艺调演。这次调演规模大,要求体现一个地方的文艺水平,全县八个区,将有八支业余演出群体轮番出场献艺,每一个区文艺队一夜,演出就在洋县剧团专业舞台上进行,每一场都将有上千人观看,非同小可。我作为酉水初级中学的一名业余演员,在参加了区上的调演之后被抽调参加了区文艺队,在槐树关中学进行一个月的集训。

槐树关镇是洋县东部的第一重镇,逢一四七为集,那个年代虽然不尚交易,可每当逢集,还是人头攒动。槐树关中学,是酉水地面最高学府,学生多,规模大,新奇事情不少。但那次集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见到了一大批插队落户的知青。原来平时只是零星看见,这次集中在这里,人数这么多,着实令人吃惊。知青里有男生,也有女生,大多来自上海、西安两地。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两队打扮时髦的男女青年,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排练《陕北组歌》有关大生产的一首。我静静地站在那里,看这些青年起劲地唱着,一边整齐地做着各种动作,变换着队形,被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歌声和从来没有见过的场面深深地吸引和感动了。

我们的一台晚会,主体部分就由这些知青组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演唱,由知青高小平主演,高小平来自西安,年龄较长,擅长吹奏口琴,一派沉稳持重的做派,服从分配,俨然文艺队领袖。我们的表演唱,以洋县供销战线老劳模杨振德的事迹为原型,有说有唱,我在里面出演一个配角。

这可能是我与外面世界的第一次大面积接触。以前我在酉水初级中学文艺队,学校也曾多次搞过长途“拉练”一类的活动,实际上也就是一次巡回演出,我们的队伍里清一色的都是乡下子弟,也有一些出色的女生非常能歌善舞。每当出门“拉练”,一些高年级的大个子男生为我们“打前站”,所谓打前站,就是走在队伍前面,预先为大部队踏勘道路,在一些岔道口做上标记,并全权联系食宿和具体演出事务。我们的路线一般是,从酉水镇出发,经金水、碗牛坝,到秧田坝,再到阳庄河,折回来到罗曲,最后经刘家咀,再回到酉水,每到一地都有一次晚会,义务上演我们排练的所有节目。那时可没有班车,我们都背着背包,学红军徒步行走,每一次行程都在二百里路远近,所到之处广受欢迎,往往成为一个地方的节日。这样的“拉练”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带队的黄正天老师虽不懂文艺,但心地好,点子多,热情高,纪律严明,一切事情经他之手,都可以安排得井井有条。只是走得再远,毕竟是在酉水公社范围,这次却完全不同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排演后,我们在预定的时间内全体到达了县城。临出发前,我特意借来了同学刘政的一件高级外套进行了平生第一次“包装”,——这也是我此生惟一一次向人借衣服穿。记得我们当时根据统一安排住县城的红卫旅舍。也有一些来自平川地带的文艺代表队,人多势众,住在著名的洋县礼堂。闲时,那些持各种各样乐器的陌生人,拿出了奇形怪状的乐器,在驻地一遍又一遍地演练着乐谱,演员在一旁旁若无人地歌唱,不说节目,单是那个阵容,已经让人感到非同一般。

正式演出开始了。庄严的洋县剧团内,院子里到处是各文艺队的展版,贴出了各种各样的海报;足可容千人左右的演剧大厅,夜夜座无虚席,演出剧票供不应求。每一晚都有一个区的文艺演出队登台献艺,各路评委坐在前排。我们酉水区排在第五夜。演出当日下午,全体演员就进入了剧院的专业化装室,剧团的女名角在那里为我们义务化装,——记得我的装是齐宝琴(常出演《红灯记》中的李奶奶)女士给化的。舞台真大,真是壮观!第一次在洋县剧团的专业舞台出场,看不见台下的人,只觉得一束束追光灯打在脸上,有一点怪怪的感觉。我们不可能看到自己的演出,但我知道台下在我唱一支序曲时,响起了一阵阵掌声。等到演出完毕,前排的评委们全体起立,最后还走上舞台与我们一一握手,有一位体面的男子还拍了拍我的头,问我叫什么名字。

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组委会决定所有文艺队在正式演出之后,还要到关市那座宝塔前的露天大舞台上向群众演出一场,这次更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连续几次演出,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胆量。

就在这次文艺调演快要结束时,那位在舞台上拍过我头的男子、洋县剧团名角李义堂先生(平素出演李玉和,为剧团党总支书记)在他的办公室约见了我。李先生询问了我的姓名,学校,年龄,家庭情况、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最后说,剧团有心招收我留下学艺演剧,问我是否愿意?我连想都没有想,就回答:愿意。李问:父母亲会不会同意?我回答:肯定同意。但李先生说暂时不必作答,可以先写一份自传,填写几份表格,然后回家去征求父母亲意见,必须由家长填字的。我于是写了一份自传,带上几份表格,就随文艺队离开县城回酉水学校了。

这时候,我要被剧团招收为学徒、从此改吃商品粮的消息,已经在母校传得沸沸洋洋。

我当时在初三,同学们立马要各散五方,走上不同的道路;已经有一批同学(其中包括我的堂兄刘树庆)参军走了;许多同学正为是回乡、还是继续升高中而感到茫然,在这个时候传出我被剧团招录的消息,确实让全校同学羡慕。一些同学在我面前表现出明显的羡慕之情,有的还和我展望起在剧团生活的前景。我自己对此也颇为自豪,曾多次设想在剧团生活的将来。出人意料的是,回到家里说及此事,父母并没有预想的那样高兴,反而顾虑重重。大家在一起分析来分析去,认为到剧团工作,好处显而易见,从此改吃商品粮,也在县城有了一份轻松的工作,与我的爱好又是十分吻合。坏处是从此要中断学业,且职业不过“戏子”,乡下对“戏子”一向很不待见,这一点真是根深蒂固。此后,我背过父亲自己在表格上签了字,又到了一次县城,我当时是穿着草鞋去的,为了去见剧团那些吃喝穿戴都很讲究的人,特意在县城买来一双凉鞋,将一双崭新的草鞋扔在剧团的厕所,然后去见了李义堂先生。李先生见到我很高兴,让剧团名角梁彩侠女士领我去县医院检查了身体,一共过了七关,每一关都合格,看来是万事俱备,只等通知了。由于剧团原来招收的学徒里有两个槐树关人,我们算得老乡,此前都相熟,也希望我能够很快被剧团吸纳,为我讲了许多剧团的情况,出了许多好主意,对我格外关照。我在剧团住了四天,就跟他们住同一张床上,吃饭就在剧团的灶上一起用餐。学徒们的生活不光是剧场浪漫和风花雪月,每一天都必须有几个小时的艰苦训练,剧团的教练非常厉害,指挥六七十人在院子里操练时声色俱厉,谁也不敢怠慢,无论是哪个人,体力的消耗都非常惊人。我在一边也学着做一些折腰和双劈的动作,没有功夫,很难到位。也曾独自一人坐在剧团的剧场,一声不响地看演员们在导演的调配下,排练秦腔《智取威虎山》,排了一遍又一遍,动作作了一次又一次,也相当单调。可是我并不感到害怕,只希望新的生活能够来得更快一点。

如果人的一生真的有什么命运,这命运应当像是一条走廊的形状吧。走廊的两壁应当暗藏着无数的机关,按下任何一个机关,都有可能打开一个通道,可是你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多么像一种赌博的游戏啊。你不可能同时拥有两个,或者更多,一经迈入,命运的门就会在你身后轰然关闭,不能后悔,也不能要求退出。这是命运之为命运的基本特点。我怀抱着希望回到了酉水初级中学。可是这一走,却再没有洋县剧团的任何消息。直到今天我也不能确切知道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一直怀疑是父亲——父亲很可能托在外做事的堂兄到县城向剧团领导作了相反的表态。我知道,在老家一带,是普遍看不起戏子的,这种观念直到现在仍然存在。一个人做了戏子,会被认为没有出息;一个家族出了戏子,会被认为是整个家族的耻辱,即使是成了吃商品粮的公家人,那也一样。失去了进剧团当演员的机会,我只有升入高中继续读书一条路了。

腥红色的大幕徐徐打开,可是很快又徐徐关闭了。在打开的一瞬间里,我看见了它那宽大的舞台,可是没有我所憎恨或倾心的角色上场,时候还早,我的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耐心走下来。

 

                  来自另一世界的女性

夏天某日,一辆大卡车轰轰响着开过了酉水大桥,开到酉水街南端的一个空阔地方停了下来。这是一辆从县城方向开过来的车。像是搬家一样,各种各样的皮箱,还有背包行李,把偌大的卡车填得满满的,一些外地模样的人就坐在这些行李中间,这时候一个个动着,有些艰难地扶着搭蓬布用的弧形的铁杆,从一侧选一个位置下来,长出一口气,有的用双手从上到下抹一抹脸,顺带活动一下由于长久坐车而显得有些僵硬的筋骨。

“到了。”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露出了高兴的表情。

这是一些下放干部,是来到酉水地面的第一批。据说,这些人来自省城的法院、医院、大学、研究所,是不是犯了什么错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原来可都是有身份的。他们从遥远的省城西安,先到达县城,在县城经过短暂的集训后,就有了一个确切的地点,最后来到了这个地方。这批人到乡下来,并不是什么权宜之计,在这里住一段就走,而是带来了户口,带来了家属,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仍然保留商品粮)、要在这个地方长期生活了。

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这样的事情带给我们更大和更多的兴奋呢!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如果我们平淡的生活中居然会出现奇迹,这车、这一车的行李和穿戴朴素,然而极干净、气质完全不同的人,应当就是奇迹。我们当时可是一个个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下了车,再看着他们的行李被前来迎接的人搬走,最后他们也提着一些包进了区公所的大院,才依依不舍地走散的。这件事很快传得到处都知道了,至少在两周的时间之内,所见到的人都在窃窃私语。当时刚刚六年级吧,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性质,也不会想到细心体会这一事件里面的主角们他们会有什么感受,决不相信在一片迎接和相逢的欢乐场面中,居然会有苦难的成分。我们只是以新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些远客,知道有一批来自大城市的干部从此在酉水镇安顿下来,酉水镇从此多了一批这样的人,酉水虽是一个小地方,可是以酉水人之好客,绝不会有意冷落和嫌弃这些远客,这就够了。这些闯进单调生活里来的新奇事物所引起的兴奋很快就过去了,生活又恢复了从前的样子,老二在食堂卖票,还是在食堂卖票;高安龙在卫生所看病,还是在卫生所看病,人们该做什么,还做什么。比起那些超出了想象的大城市,这座点一支烟能够走几个来回的小镇很快平静下来。两排面对面修建的旧房,中间是不过二米宽的石板的街道,一律的粉成了红色的门面,最大的当数北边的区公所,占着一大院平房,里面住着几十个脱产干部,这些人还是那么悠闲,平素在院子里下下橡棋,有一个叫彭国智的自行车技高超,闲来无事,偶尔会和人打赌骑车转圈,比赛看谁转得圈更小;或是看谁能够骑在车上,抢先将一支放在地上的香烟拿起,——除了这些新奇的事情,能够引起人们兴趣的事情委实不会更多了。

不过,这个事件的影响还是慢慢地显现出来。带给我们这些尚不完全懂事的穷学生的变化,就是我们的学校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位新同学,——从此,那些下放干部的子女们要和我们这些来自乡下的学生在同一所学校里上学了。这时候我们已升入初一。——我们班就来了这样一位新同学。老师说新同学名叫雷妨娅,是共青团员,三好学生,当过班长。这时候,一位气质十分文静,个子大概要高出全班学生一头的女子从后排座位上站了起来,大家目光齐刷刷地一齐向后,向她行了一个注目礼。这位叫雷妨娅的女同学扎着两条短辫,普通话说得非常好,向大家作了一个自我介绍,就坐下了。

我敢肯定,在将近两周的时间里,同学们都在注意观察这位高个子、脸色白晰的少女。这是和我们当地女子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女性,与本地人到底有哪些不同,我一时说不出来,可那个不同还是存在。这应当是一种与底层尘俗生活完全不同的气质,它静雅、高贵,有一点苍白,美丽却又决不飞扬妖冶,令人想到冰和雪,她就是那样一种冰雪的气质。你可以说它有一些病态,可是你没有办法排除这其中令人肃然起敬的成分。这样的人,和我们这些来自乡下的子弟是很难融为一体的,也不是她愿意与我们融为一处就能融为一处的,就像泾水和渭水,原是一清二楚,走在一起,很容易就能分得出来。

妨娅的到来,给我们本来就活跃的班级添加了巨大的兴奋因素,大家一下子变得规矩起来。在这样的同学面前,大家多少有些自惭形秽,看这位叫妨娅的同学,是如此文静,礼貌,也变得礼貌起来。当时的生活也算得快活,我们那一级,我们的那一个班,现在回想起来,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当地街上吃商品粮的七八名机关子弟、来自周边村庄的一大批优秀农民子弟和来自王河近学校一带的子弟,现在又加上了下放干部子弟,还不算人才济济吗。除了寻常的课业,同学们私下里经常流传着一些流行的小说,比如《林海雪原》,《登巴叔叔的故事》、《阿凡提叔叔的故事》、《水浒后传》(我可是连前传还没有看全呢)、前苏联反特小说、《红旗谱》、《青春之歌》等等。一位叫刘月夫的,以看书快著称,常常充当了义务故事讲解员,提起任何一本书,都能讲得头头是道。有时候几个人争着讲,往往因为一些情节的差异发生争执,打架斗殴的事也在所难免。班上也有不少当地的漂亮女生,能歌善舞,与男生接触也很大方。这可能是酉水初级中学有史以来最活跃的一级。午后,没有课业,那个年代作业一般都是爱做不做,大家都到河边,那里有一处险要的地段,上游是一段急流,水深浪急,可以仰面朝上顺水而下,十分轻松快意;到一个大石咀这里,大浪经过了石头的阻碍,变得舒缓,形成一个巨大的深滩,深滩的一侧,是一处雪白的沙滩,又是游水的极好所在。我们这些住校生,一个个都把衣服脱在沙滩上,跳进水里,水性好的,可以一直横过二十几米宽的深滩,再游过来。近水一带的男孩子们,把这个当成了一个表现的舞台,在水里真可谓如鱼得水,有的可以从水里抓住王八和鱼,像炫耀一样举过头顶,让所有在场的人一阵狂热的兴奋。沙滩上的生活真是其乐无穷,一玩就是一个下午。游累了,就躺到沙滩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让干净爽亮的白沙沾满全身,十分自由快意。

我是一个游泳爱好者,但同时也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有时,课余的时间,爱打篮球的同学们都到下面的操场上打篮球去了,像我这样一个对球类活动不是很爱好的人,就一个人躲在教室里。教室里光钱很差,黑漆漆的,空荡荡的,就一个人在黑板上学画粉笔画,——因为我自修过一段速写,有一点绘画的基础。这一天正在黑板上画一个全副武装的武将,我画的是一种工笔画,须一笔一划慢慢做起,画着画着,忽然对妨娅发生了兴趣,想看看这位来自省城的少女整天都写些啥,并为自己的想法兴奋不已。——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对这位异性同学其实是十分好奇。我就像做贼一样,小心翼翼地在这位少女的抽斗里翻着,并注意将它们放回原处,以免留下被人动过的痕迹。后来翻到了一个日记本,——原来妨娅天天伏在课桌上,是在写日记。看看她怎么写吧。读过了一则,再读一则。妨娅的日记,完全记着对自己的严厉苛责,这是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妨娅,她就像一个警察一样,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作出严厉的分析和评判,这些日记字迹娟秀、语句通顺,还有一定的文彩。这可是我所知班上写日记的第一人,在此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人在写日记。这件事给我以强烈震撼。这个女子,为什么会想到写日记呢?也许这就是一个城市子弟与当地学生的不同罢?也许她想当一个作家,我想。日记怎么写,原来就是自己和自己谈话啊。我看得如醉如痴,比我在课堂偷偷读到的任何一本小说都要刺激。我不敢把这些震撼说给人听,因为我隐约觉得这叫偷看,没有得到妨娅允许,是不地道的。我不敢把这种偷看别人日记的事让人知道,尤其当我想到,偷看的还是一位大家都敬重的女同学的日记,就更加感到可耻和可羞。我一共偷看了几次,可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从妨娅这里,我学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学习方法,学习变得主动起来。我开始悄悄地模仿妨娅写起日记,甚至开始编织自己心目中的小说。是的,写日记没有什么难的,写小说也没有什么难的,我模仿了妨娅。我看不到什么榜样,可是我看到了妨娅,这是在我生活中第一位完全不同的女性,来自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完全不了解的。我感到我所需要的,尽管说不清到底需要些什么,可我知道它们就蕴藏在那个神秘的、不可知的世界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妨娅成了我窥探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妨娅感兴趣的我也感到兴趣;妨娅感到痛苦的我也感到痛苦,虽然以当时那样一个年龄和阅历,还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谈不上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我写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大清了。大体不外用妨娅那样一种笔调,天天在日记上和自己说话,顺带记下一些事件和重要的想法。我甚至对当时所能看到的小说不以为然,认为编一个故事不在话下,自信能够编出最曲折动人的故事来。我也编过一些故事,大抵是说一个十分阴险、无恶不作的坏人,总是趁大家不注意出来搞破坏,比如破坏铁路、桥梁什么的,有时还有特务背景,看不出为什么这么坏,看不到一个坏人的成长,好像这人天生下来命定就坏;在故事的进程中,还能用上一些小花招加以渲染,每一篇都有一个高潮,有一个解决,写得还挺恐怖、挺有悬念的。只可惜无论什么故事,不出一个模式,最后连自己也感到意兴索然,只有放弃了。

妨娅一家住在草房(地名,实际是瓦房,那里住着好几户人家),就在学校下面不远。四周都是竹林,笼罩在一片竹叶的浓荫之中,邻居家养着两条黄狗,同学们一般很少去那里。妨娅来了以后,那里成了我们常去的地方。听说妨娅是雷医生前妻所生,现在的母亲——一位极讲究、看样子极刻薄、极挑剔、唇线分明(现在方知做美容纹过)、十分讲究的中年女性,对妨娅比较苛刻。妨娅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都在更低的年级,是后妈所生。我感到妨娅的母亲还是相当友善,至少对我一直比较友善。我的母亲在怀我最小的妹妹时,妨娅的母亲还步行十五里山路,到我家为母亲作过两次妇科检查,这些都加深了我对妨娅母亲的好感。当时学校经常有一些劳动,这些劳动都是学校统一安排的,可以自愿组合,分散行动,只要完成任务就行。这一次,我居然将这位妨娅领到离开我们家不远的一座山上,单程十二华里,就为了一次勤工俭学的砍柴。站在王家梁,我们歇了一会儿,我指给妨娅看我们的村庄,村前的河流,耐心地指给妨娅哪里是我们家的房子,那些在平静的村庄中飘着炊烟的瓦屋,妨娅未必能够真的分清,可是这样的情形还是让我感到高兴。妨娅没有走惯山路,经过一个冬天的风吹和霜冻,通常是一点雨也不下的冬天,地面十分滑溜,要是蹬在草上,当更滑,稍不注意,就可能摔跤,我只好小心翼翼地将妨娅拉上行走。这是我第一次拉住一位来自远方女性的手,这个时候我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担当着保护者的责任。柴是我帮妨娅砍的,慌乱之中,刀伤了手,鲜血直流,一点也不在乎。好像肚子饿了;我让妨娅在失火沟路口歇着,然后飞快地回家,见没有什么可吃,急忙让妈妈从楼上拿出一些挂霜挂得很好的雪白的柿柄拿到失火沟,交给妨娅。我们就那样坐在那里,一边擦拭去脸上的汗水,一边享用这些干粮。和妨娅在一起吃东西,好像就这一次;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能够将妨娅领到家里去,其实我当时完全可以做到。

从这个时候起,到乡下落户的外地人多了起来。这是一批知识青年,有西安的,也有上海的。也有分到我们那个偏远小村庄的,是三个上海姑娘,一个汪美英,一个小叶,一个小李。这些上海姑娘也经常到我家里来,——因为父亲当时是村上的干部,每当其中一个从上海探家归来,总要给父亲带回来一两件诸如打火机之类的时新小玩艺儿,与我们家关系一直很好。按父亲的说法,小叶老实,小汪聪明,小李性格倔犟。这些从大地方来的姑娘有一种共同的气度,令人十分着迷,可毕竟不是同学,没有在一个学校读书,远离我的生活,仅仅是认识,有一些粗浅的观察,都没有这位妨娅对我的影响大。无论从那个意义看,妨娅的存在成了我酉水读书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妨娅后来转学走了,我们只在一个班上呆了两年多的时间,总之是没有与我一起升入高中,在初中毕业前转到别处上学去了,从此完全断绝了音讯。妨娅的父母亲和弟妹们后来搬到槐树关去住,住在一棵大约有七百余年树龄的老药树下的一排平房里,门前有一条小溪,我也去那里玩过,跟其弟雷跃进要好,于妨娅却一直不好多问,——我毕竟只是一个乡下孩子,没有了妨娅,与雷家后来也就慢慢疏于来往了。

在槐树关中学读高中的时候,也有一些下放干部子弟在同一个班上,其中有几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也有非常喜欢打篮球、踢足球的,总之是非常聪明,气度和穿戴打扮与乡下孩子全然不同,从他们那里我也学到不少东西,只是没有一个是女性。

                 从一次危机的内部穿过

小时候,左腿内侧生过一块皮疹。这实在是一个怪病,有一块铜钱那么大,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淡淡的,不过起一点皮屑,不动它,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坏的时候,一阵阵地奇氧难忍,用指头抓挠,更严重,会造成糜烂,有一种烧灼感,还不时渗出黄水,而且感染其它地方,大有星火燎原之势。乡里医疗条件差,医生一直按癣症治,用尽了各种各样杀虫止氧的药水,都不见好转,反而更见糜烂。母亲到处打听各种土单验方,想尽方法疗治,也没有什么效果。好在并不影响正常生活,干脆撂开不治。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到了读高中的时候,听说二班的苏文礼老师精通医学,经常为同学们疗治疾病,不收任何费用,于是不知不觉又燃起了疗治的希望。

苏是平川人,大学中文系毕业,不大精通语言,却摆弄起医疗,以深奥精微的中医为主攻,并以精通医学自居。“文革”期间也受过整,有时说几句二话,整个人看起来还不失为和善。

我小心翼翼地敲响了苏的小木门。苏和蔼地询问了病情,让我撩起裤腿看了看患处,然后开出几味中药,让我煎了当茶喝,说喝了就好了,不是啥大病。

药是喝了,可病情却没有减轻,在我看来,几乎是纹丝不动。

我找到苏,苏又为我换了几味药煎服,喝了还是没有效果。

也许这时候不要再去找苏才是对的,可因为苏一向放言药到病除,口气很大,叫人割舍不下,只好又找到苏。

苏开始有些不耐烦。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一脸的不解。

 “一般人用了我的药都屁事没的了,你的病,怎么不起效用呢?”他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说着,一边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厚厚的书,“别着急,慢慢来,让我再看看。”

翻了一回书,苏又让我拉起裤管,端详良久:

“这病,有多长的时间了?”

“时好时坏,有三四年吧。”

“疼不疼,氧不氧?”

“不疼,有时候氧。”

苏沉吟良久,然后取出一根长长的缝衣针。

搞不清苏要用什么新的疗法,有些怕。

“怕什么?”苏说,“但是不要看。”

只见苏小心翼翼地用针尖在这块皮疹上时而轻轻扎刺,时而划动,问我有无感觉,我说有,并一一指出针停留和移动的位置。

试了两次,结果都是一样。

苏像是有些累了,收起针,将书放回原处。

“这样吧。”苏说,“你到卫生院去找一位姓韩的医生。”

我是一个好学生,况且治病心切,对老师的话从不怀疑,果然就找到了那位韩医生。据说这位韩医生是从大城市下放到镇上的,当时镇上有许多这样的下放医生,一般医术都很高明,可是这位韩医生,除了重复苏所做的试验再折腾一番外,也没有拿出什么新招。

我渐渐意识到他们的用心:这些人原来是疑心我得了麻风病啊我的病他们没有见过,治不了;治不了的病,就成了怪病,治不了的病,就只有用麻风病才能得到解释。从这一天开始,我对苏没有了一点好的印象。我潜意识里觉得,他们可能希望我是,如果真的是,会在整个校园里弄出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新闻,而苏无疑成了这个新闻的直接制造者或者说是发现者。他会建议校方,像处置一条狗那样,将我强行送往麻风病院接受所谓治疗,这等于在社会上为一个人判死;即使后来又给退回来,事实证明搞错了,作为一个高中生,也将身败名裂,跳进黄河洗不清,同时让从来与这种意味着肮脏和耻辱的病不沾边的我的整个家族跟着蒙羞。——多么险恶的用心!

幸而情况让他们失望:经过几次试验,这块皮疹,既有氧感,又有痛感,两位医生都有些累,对这事全然没了兴趣。

高中毕业后,我搞了一段农村基层整组工作,后进入汉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但这块经久不治的皮疹毕竟是一块心病。也想到大医院找医生却又不敢轻易去,怕万一再平地里碰上一个苏。

一个冬日的周末,我独自一人,悄悄登上到武乡镇的公共汽车,听说在天台山脚下,国家办着一所麻风病院。我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好像只是想到那里看看。武乡镇到了。浏览镇容,似乎没什么可看;想打听麻风村的位置,心中又有所顾忌,不便打听,看到公路上不时有拉运矿石的大卡车经过,只好按大体方位,装作是打听某某矿区的样子,问出了一个大体的路线。

走呵走。初冬的田野,一片感伤和败落的气氛。偶有成群的白鹤寂然无声地飞过田园的上空。一堆堆还没有来得及运走的草垛旁,有一些正在作务的农人,远处是一簇簇荒寒的村落。大路上行人稀少,一辆辆装满巨石的大卡车依旧从身边呼啸来去,扬起滚滚黄尘。这真是一次沉闷、危险、而且目的不明的行程。就像是去赴死,去殉道,但又不知道这个“道”是什么,如何殉,只是一个劲地走。冬日惨淡的天气,加重了内心阴郁的气氛。就在最想放弃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大片奇怪的建筑:在夕阳模糊的余晖里,一片稀疏的白杨林中间,横着一排排低矮的土坯房,四周围着一圈高高的围墙,一排排房屋的间隙里,看样子种着一些浅浅的蔬菜,但始终没有见到一个活人进出。整个建筑区内一片不祥的寂静。就是这片建筑,收留着汉中患有麻风病的几百名不幸人类。这些被逼向绝境的人,为社会的偏见弃绝,却靠着人类社会的帮助,构筑起另一个社会,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种花种菜,据说闲时还组织一些文艺晚会,唱唱戏(可见人这种动物,原是一刻也离不开社会),但整个的情调真是悲惨得难以形容。这是一片人类尊严的废墟,在人类生活明亮的天堂旁边,搭建起了这样一座真实的地狱。如果有绝望,就在这里;如果有疯狂,就在这里。再美的事物移植到这里,都将被涂抹上绝望的色调。

这是死与不洁之地,与一个干干净净、刚刚入世的青年相去甚远,我不可能将自己与这里的任何事物联系在一起,尽管现代科学一再强调并证明麻风病并非什么不治之症,……

两个月后的一个周末,我鼓起勇气走进了一家大医院的皮肤科。一位白头发的老医生细细看了看那块皮疹,询问了病史,说:“湿疹。”“什么?”老医生又说:“湿疹。”说完,为我开出几粒西药片,又开出一小盒乳白色药膏。我将信将疑地把这个药用上,三四天之后,那块跟随我七年时间的皮疹,奇迹般地消失不见了。

我的病好了。我庆幸遇到这样一位高明、和善的医生。在生命困难的中途,是他以权威的力量将我拉出精神的黑洞,重又回到人间,回到生活的阳光下。

这真是一位好医生,时至今日,我仍然这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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