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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辑:中国诗坛五大俗
 

董辑:中国诗坛五大俗

撰稿/董辑

      标题为“中国诗坛五大俗”,源自于我一段时间来对当下诗坛的某些思考,绝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学习标题党。同时,我想借此小文之写作,反思自己,反观自己,力争去除自己身上“俗”的成分,或者说力争使自己不向俗、趋俗。当然,在目前这个时代想活在自我概念的真空中和他人概念的真空中,都不容易,世事会把你的标准变成皮筋,根据自我的需要和情感的宽松度而或紧或松。所以,我写此文,针对的是我自己,我想使我多多少少的脱离一点低级趣味,不被所谓的那点利益和收获绑架,以此来保证自己情感的自由度和观念的自我性。至于此文能否多少有效,则不做期盼。因为这个诗坛确实已经雾霾沉沉了,确实已经死水一潭了,确实已经全民趋利了,确实已经鼠目寸光了,确实已经劣币驱逐良币了,确实已经腐败横行了,因此,我不做期盼。同时,我也不在乎因此而令我的一些朋友不快。我相信,只要是真朋友,会理解我的初衷的。

    写一些字,通过这种写校正一下自己的心灵,足够了。

    何为“俗”,一般可以将之深入确定为“庸俗、低俗、烂俗、俚俗、恶俗”等,总之,是与高雅、高贵、高洁、高深等相对立的人类行为、思维方式及其特点,以及人类的精神创造行为和创造物。俗无处不在,活在世上,很少有人能够免俗,虽然文学、艺术以避俗、不俗、脱俗、逃俗为目标和终极目的,但是也有“雅俗共赏”之说,也有“俗文学”这个名词,也就是说,俗并不是文学、艺术所能规避得了的,文学艺术也不是完全不敞向“俗”,大俗大雅,有时候充满了繁复的变化之美和世事弄人的玄妙。

     我标题里面的几大俗之俗,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那种“俗”,所谓某某大俗者,其本身或者最初并不俗,甚至是雅,是高,但是后来在时间的流向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变成了一种俗,甚至恶俗。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这些本不俗的事情、人物或者做法,因为被反复使用而发生了巨大的磨损,而丧失了最初的本义,这种巨大的社会性的转义,使这些事情、人物、做法呈现为单义的标签,谁都可以拿来用,可以随便拿来使用,高度约定俗成化后,变成了一种毫无创意和难度的习惯性行为,不但毫无创意,毫无新意,而且还因为大量使用而形成为一种具有强迫症色彩的惯性,并加入了更多的别有用心的附加义、引申义而呈现为变质状。

     反对大俗,不是反对作为大俗的这些人物、事情或者做法本身,而是反对它们在后来的时间进程中所呈现出的单义化,反对它们的转义化,反对它们的别有用心的附加义和引申义,以及变质状态。

     因此,所谓大俗,就是毫无创造力的“接续、延续”一些事情、人物和做法,就是在这种“接续、延续”中持续的对创造力进行扼杀,就是思维和行为方面的高度平面化、简单化,重复化,就是可以不动脑就能做的并能以之迎合一般意义上的大众的喜好的各种事情,说白了,所谓大俗,就是不动脑的讨巧和讨好,就是高度的媚俗,就是针对大众认可度的一种献媚行为,讨巧是其行为的特点,讨彩是其行为的目的,无风险是其行为的准则,总之,就是无创意无新意不费力的惯性求利行为。

     我所说的中国诗坛五大俗之俗,就是这种俗。

 

                        当下诗坛第一俗:海子纪念

    每年一到326,中国诗坛就要爆发面积不等的强迫症行为,这种行为,往好了说是纪念海子,往不好了说是海子搭台,他们唱戏。纪念海子成了遥远的本义,唱自己要唱的各种戏。求自己要求的各种利益和虚拟资本是真正的引申义和附加义之所在,更不可原谅的是,很多人干脆把这种纪念弄成了变质的行为,作秀和表演的成分一目了然。

    作为当代的杰出诗人,海子以其创作的天才色彩和自杀身亡而成为当代诗歌的神话之一。这个神话的成立,和后来追加的各种引申义有很大关系,和海子本身反而关系不大了。海子成了一个标签,一个可以持续产出剩余价值的学术富矿和话题富矿,就此,杰出的天才诗人海子在逝后成为了当下诗坛很多人的工具,被他们拿来随便使用。海子忌日的祭念就是一种。

     不容置疑的一点是,海子能有目前的影响,和几十年来的持续的造神运动有关,海子无疑是天才和优秀的,但被树成当下诗歌的一尊神像则有些过分,有些不合乎海子的本义。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被弄成现代诗的标签也有些让人哭笑不得,因为这一不是海子的精华所在,二不是现代诗或曰当代诗的标志内容,但是就这么断章取义的被大众忽悠来忽悠去了,一下子成了当代经典,而媒体更是重复来重复去,简直将这首诗歌中原有的诗意消耗殆尽,只剩下了恶俗。这难道是心存高远的海子所渴望得到的吗?这难道是真正的海子研究者们所希望看到的吗?

     海子确实有值得崇敬的地方,也有值得感叹和感佩的地方,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更多了,但是,被固化为一尊神像,被缩小为“春暖花开”,则是对海子的一种伤害和肆意的转义,更是对中国诗歌的一种篡改和以偏概全,是中国当下诗歌发展史中的一种出轨现象。

     海子身上,一直附加有两个特定的称谓,它们构成了海子复义的主要成分。这两个称谓,一个叫“诗歌烈士”,一个是“为诗歌献身”,首先,“诗歌烈士”是一种一厢情愿语义含混的夸饰语,有革命烈士,爱国志士,没听说有什么“诗歌烈士”,什么叫诗歌烈士,往死了写诗就叫诗歌烈士?远离世俗意义的生活一股脑的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就叫诗歌烈士?可以随意鄙视世俗生活规范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就叫诗歌烈士?写到最后自杀了就叫诗歌烈士?我觉得,“诗歌烈士”这一不合逻辑和生活常识的溢美之词(好像是海子自己最先在诗中写到这四个字),赋予了海子以不良的审美和错误的指向,它客观上引导和助长了后来中国诗人的一种反社会反生活反现实倾向。

      还有“为诗歌献身”这一说法,海子确实是自杀的,但这自杀和诗歌有多大关系?是诗歌令海子走向山海关的那段铁轨吗?诗歌是海子自杀的唯一原因吗?好像谁也不敢一口说定。其实,海子自杀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世俗原因和病理原因更多一些,当然,诗歌作为巨大的背景和力量,无疑是海子自杀的潜在动能之一,但不能把潜在的动能认定为原因。所以,不存在海子为诗歌献身一说。另外,为诗歌献身,这他妈什么混蛋逻辑,可以为国家献身,为民族献身,为亲人现身,甚至为理想献身,为工作献身,但是为诗歌献身,这是一种什么道德规范和要求呢?写诗就得献身?不献身而写诗就不够份量?献身难到是诗歌写作的一部分?献身难道是诗人层级和诗歌质量的一个终极标准或者重要标准?我不敢苟同,往大了说,诗歌是一种活法,诗歌是人类的一种创造行为,是人类的一种文学、艺术才能;往小了说,诗歌是一种爱好;再往小了说,诗歌是一种能力,再再往小了说,诗歌是一种工作……但是诗歌什么时候都不应该是一种献身,这种类似于宗教原教旨主义般的坚硬而阴险的迷信、道德和审美把负能量充斥于中国诗坛,致使很多年里,中国诗坛上诗人之死的多米诺骨牌纷纷倒下……诗歌需要正能量,需要健康、向上、阳光,互帮互助,研究研讨,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等正能量;而不是互相拆台、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圈子山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赤裸裸的斗争精神,不是人人都成为滚动自我利益和欲望小粪球的蜣螂,还有“献身”,写诗就写诗,能写就写,不能写就不写,写好就是写好了,写不好就是写不好了,献身干什么,谁需要你的献身,献身了就写好了?献身了不好就变成好了?

     因此,海子的复合义中,还有一种近似于催眠和洗脑的暗示义,逃避和躲避这种暗示义,当是当下诗坛的一种共识和共动(共同动作)。

     3·26的时候大肆祭念海子,海子搭台,他们唱戏,闹哄哄的,一窝蜂似的,目的不过就是作秀和表演,不过是不动脑筋不费力不触及什么的捡个现成的东西做做,既不费力,又能四处讨好,其实,这里面的讨巧和单面成分多么触目惊心啊。因此,我不相信绝大多数在3·26展开的海子祭念活动,至少,我看到的难度都不够,来个朗诵会,来个小圈子的集会,扯几条标语,读几首海子的诗,其实主要是读自己的诗,然后在报纸上上大肆报道,借助媒体的曝光面让自己以海子为背景而出现,而滚动蜣螂足肢之下的那团个人利益的小粪球……这就叫做祭念海子吗?这种行为不轻飘而且反复到了大俗的程度吗?

     能不能深入一点,对海子尊重一点,能不能多读读海子的诗歌而不是拿海子作秀,能不能真正的研究下海子,拿出你哪怕是错误的见解来,我觉得,那也是对海子的尊重,也比把海子抬出来唱鬼戏给人听好,好得多。

     让海子回到他的本义,多读海子的作品,多在历史的进程中研究海子,我觉得,这才是我们面对海子的正确态度。

     我承认,我当年也着魔于海子身上的“诗歌烈士”“为诗歌献身”两大错误和别有用心的转义,为之着迷的不行,也写了一些诗歌和文章,也对3·26这个日子敏感,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我并没有真正的理解海子。所以,这几年3·26的时候,我力争避俗,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避俗,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点燃一根为海子的蜡烛(还是矫情啊),在灵魂的烛烟中阅读和纪念我曾经无比热爱并将永远热爱下去的天才诗人、当代杰出诗人海子。

 

                     当下诗坛第二俗:林昭成标签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作为一个特殊时期能够坚持己见并因此而付出了生命代价的杰出人物,林昭本身永远拥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另外,林的诗人身份也足够诗人们缅怀和祭奠。

     问题是,应该怎么继承林 昭的精神气质和人格遗产?

    动辄就去林昭墓祭奠,名为祭念林昭,实际上是堂而皇之的为自己做广告。动辄就在诗中把林昭作为标签使用,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假如红色恐怖真的摆在你们面前的时候,你们敢吗?

     有必要简单确认一下林 昭遗产的主要部分。

     坚持真理(或曰对真理的追求),让文学承载真正的人本的思考和见证,民主思想的先驱和殉道者,敢于以一己之身的微弱烛火对抗茫茫黑夜般的体制之黑,反抗强权,求真意志,并付出了自由和生命的代价。

     这一切,当然值得永远缅怀和纪念,更值得深思。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不能在内心深处纪念和缅怀林昭?为什么不能真正的以林昭的精神为方向和动力来写作,而是以之为标签?崇拜一个人,尊重一个人,一定要让别人知道吗?

     依我看,诗坛绝大多数动辄林 昭者,作的乃是民 主秀。民主秀比诗人秀、比才华秀,行为秀更让人怀疑其出发点,因为这是在用政治资本、道德资本为自己加分,打政治擦边球,而接续的乃是“文以载道”的遥远传统,“文以载道”不错,但是用“道义”为自己的写作和为人加分,就永远值得可疑和怀疑。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高度强调“道”的时代,“文”被迫萎缩为强权意志的传声筒和报话器,因此,从文中清除过于明显的“道”的成分乃是急需之事。诗歌是艺术优先还是道义、道德优先,我觉得,永远要是艺术优先,道义和道德只是诗歌的所指的一部分,就能指来说,要永远囿于艺术本体。过于高调道义和道德者,难免要给人以作秀和别有用心之感。当持不同政见和针砭时弊、批判当政成为一种民众意识时,我觉得,诗人应该适当与之拉开距离,以保持必要的思想的独立性,并通过自己切身的体验来决定自己的表达。我历来相信人的行为,不相信表态和说法,以我有限的经验,说的掷地有声者,往往第一个临阵退缩;满口仁义道德者,实际上内心遍布黑暗。

     因此,诗人们,别再把值得缅怀的和永远尊敬的林昭作为标签了,即便是反思那一段的生活和历史,独有一个林昭值得反思和缅怀吗?太多的献身者、不幸者、思想者、反抗者就理所应当被遗忘吗?不要一提反抗强权,独立意志,自由思想,就林昭,没有别人了?在一个作秀成性的时代,拿前驱的牺牲者为自己的名气开光,不单单是伪善,而是阴险和无耻。

 

          当下诗坛第三俗,对话、访谈泛滥

    作为一种流行文体,一种具有极强现场感和当下感的文体,对话和访谈无疑是一种便于操作、易于阅读、反应及时、即时互动的文体,其有效性不容质疑。新时期以来,在诗歌的领域中出现了许多有影响和不能错过与跳过的访谈、对话文章,有一些更是当代诗歌的重镇。同时,一些诗人和理论家很善于使用对话和访谈这种带有互动性和现场感的高效文体,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谈论有关问题,往往能起到一般理论文章起不到的作用,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对话、访谈作为一种文体,本身没问题,也将长久的存在下去。

    问题是,随着对话、访谈作为一种文体的普及以及影响日大,其本身所暗含的某种便于操作性被放大,对话、访谈被很多人拿来大肆使用,结果就是,对话、访谈这种生命力十足的文章,渐渐变成了当下诗坛的一大俗。

    当下诗坛,对话、访谈泛滥,动不动就是对话,就是访谈,对话、访谈原本所具有的新鲜感已经不存在了,对话、访谈所特有的那种阅读期待也不存在了,过多和过滥,将对话和访谈变成了一种不咸不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俗。

     对话、访谈泛滥,重要性急速下滑,其根本原因在于操持对话、访谈者心态和出发点的变化,以前是真有话要问,全身心的投入的访谈,访谈者和被访谈者都是在满血状态下对话,交流,非对话、访谈,则不能尽兴,不能完成任务。再后来则不是这样了,对话、访谈变成了一种“玩弄资源”的行为,很多对话和访谈者借和被对话访谈者对话、访谈的机会,让自己上位、让自己在场,让自己和诗坛高端人物扯上干系,让自己进入某类诗坛势力圈之中,或者让自己通过这种行为获得某种话语权和交际机会。对话、访谈行为变成了一种“诗坛登龙术”,而不再是非此不可的特殊文体。

     另外,现在信息沟通的方式越来越容易、简易,电子邮件、电话、QQ……都可以让双方在一切可能的情形下进行必要的对话,访谈、对话不必再面对面;访谈、对话又因为具有某种写作上的简易性而被很多人大量采用,不客气的说,对话、访谈,几乎有关于诗歌的文章中最好写、最讨巧的一种。

    因此,我希望,不要再玩弄资源了,不要再投机取巧了,不要再通过和诗坛大佬们的对话来提升自己了,来把自己放入某种视野和势力之中。除对话、访谈不能完成者,就不要写成对话或者访谈了,即便是要对话要访谈,那也要问出访出点真正有料的东西,不要再在平面上滑动了,不要通过访谈变相的夸耀和奉承被访谈者了……

    我深知的是,谁都不能免俗,对话、访谈将与时俱进,永远存在下去。但是,本身并不属于俗范畴的对话、访谈文章,在这几年被弄成了诗坛大俗,以至于我一看见就本能的产生厌烦心理,这又是为什么呢?

      珍惜自己手里的资源,不要太逐利了,不要被成功企图绑架,成为既得利益的人质,作为诗坛后进者,就踏实的写写自己能写的东西吧,能成功,说明你有成功的可能性;不能,那就说明你没有获得成功的必要的材料,钻营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是解决不了一世的问题。不要投机取巧了,不要再以投机倒把的心态,做访谈、弄对话了。

     最后,向所有真心做着访谈、对话的诗歌工作者们致敬,你们也要站起来反对面目可疑和做起来一点难度没有的访谈、对话,因为是他们搞坏了你们的生态环境,你们是第一受害者。

 

                      当下诗坛第四俗,新民刊层出不穷

    诗歌民刊是中国当代诗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光荣传统,民刊曾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和繁荣做出过突出的贡献,不夸张的说,没有民刊,就没有当代中国诗歌的今日,就没有很多重要的诗人和诗歌的出现,就不会有中国当代诗歌的万紫千红、波翻浪卷。

    在中国的文化生态中,民刊具有特殊的意义,不单单只是一份民间印刷品。

    首先,在中国官方刊物被党政意志、权力意志、审美禁区和官僚做派等等弄得死气沉沉、干干巴巴、面积极其有限、活力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中国诗歌的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几乎很难在第一时间出现在这些体制内的刊物内。诗人因此秉承揭竿而起、占地为王的伟大革命传统,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意志,自己办刊,自己呈现自己。诗歌民刊因此而具有反对体制内主流文学、向权威挑战的特殊价值和用处。

     其次,只有民刊,才能容纳中国诗歌中最为先锋最为探索最为前卫的部分。民刊因此而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风向标和新垦地。

     最后,民刊是一种姿态,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道德,更是一种伦理,关乎文学的自由和心灵的解放,关乎于对文学的某种认识。因此,民刊绝不是我写的东西发不了,我就办一份民刊发发自己的东西和朋友们的东西这么犬儒和简单。民刊不是发表欲望的等而下之和替代品,民刊是对真正的文学的一种朝圣和坚持。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情况的改善。随着各种管制的放松,随着印刷制版条件的革命性变革,做自己的出版物或者自己做一份出版物似乎变成了一件简单的事,花那么几千上万元,打打电话发发电邮甚至QQ上说说,就约来一些稿子,然后在电脑上用排版软件排排版,最后随便送到现在多如牛毛的印刷厂中的某一家,然后,出刊,然后给作者邮寄或者不邮寄,主要要在网上晾晒,把封面封底目录等尽情曝光,再在诗生活网站发出版信息,然后给名家们大肆邮寄……

     现在,办一份民刊很容易,印制容易,组稿容易,“发行”容易……因此,民刊大量出现,进而成为当下诗坛一大俗。

     当年呢,民刊的出版又如何。以我有限的视野,我知道,《非非》出复刊号,周伦佑先生带着稿件全国各地走了一万多里才把此期出来;郁郁因为办《大陆》和参与其他上海民刊而被单位除名;邵春光当年出《太阳》可能卖血出刊(见他的诗歌);2001年夏天,我和邵春光出《太阳》第九期,光打字照排等就在长影对面的吉日宾馆弄了1个多月,因出刊时(出刊时间长达四个月,算上策划和组稿,有近两年)我疏于对学生和班级的管理,学生家长纷纷告状,以至于校长对我大为震怒,在未和我沟通的情况下,私下撤掉我的班主任职务,我一气之下走出体制再未回头,我的人生命运改变也算是托了民刊的福;长春民刊《眼睛》因为特殊时期的特殊原因,被有司严厉查处,有人入狱,有人就此浪迹江湖,参与者基本上都遭受了各种各样的具有改变命运性质的冲击,有的人就此再没能回到诗歌的世界中来,人生也基本蹉跎;《今天》出刊,形同地下工作者在进行地下活动,参与者是冒着被捕入狱的危险在办刊。赵振开、姜世伟等作者全部化名,出去粘贴刊物的时候,全部将自行车编号涂改,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回还”的悲壮感…………

     现在呢?出刊难度的降低使民刊变成了很多诗界人士最容易也最愿意动用的登陆艇和点金术,出一本民刊,然后登陆中国诗坛,然后点石成金,让自己俨然诗人矣……

     我不知道这十多年中中国到底出现了多少诗歌民刊,只能根据手头随时能查找的资料做一下简单的判断。检今年《诗歌月刊》第四期“全国民刊社团专号”,本期共收51本民刊(全国民刊数应该在本数字的10多倍以上),其中约有30本以上为近1年到3年内出版的,有五年以上历史的不过10数本,10年以上历史的只有《诗》《坚持》《锋刃》《东北亚》《外省》(?存疑)《金三角》(?存疑)六本;检去年12月《中国诗歌·2012民刊诗选》,本期共收民刊92种,其中百分之90为近13年出刊的民刊,5年乃至10年以上的,只有《新死亡诗派》《女子诗报》(?存疑)《先锋诗报》《金三角》(?存疑)四种。

     我觉得数字很能说明问题,一方面是《非非》《诗》《独立》《坚持》《诗歌与人》《诗参考》包括《存在》《外省》《阵地》《东北亚》《流放地》《大陆》《第三极》《活塞》这样的具有10来年乃至于20来年或者近30年的民刊还在出刊,民刊的光荣和梦想仍在延续和深入;一方面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随时随地都会有新的民刊出现,几百甚至上千种民刊在这10多年中出现,出现然后消失,消失然后新的又出现,民刊的乱象使民刊的阅读价值大打折扣,民刊的特质和使命已经在这些民刊中消失殆尽,我省第三代诗人郭力家就当我面说过,现在民刊太多了,不知道怎么看,也不知道该不该看,更不知道有什么价值所在(大意)。出版民刊,因此而成为当下诗坛之一大俗也。

      所以,我想问一下,现在,有多少民刊还是民刊?有多少民刊值得信任?有多少民刊是真正想出下去的,而不是出一本来用,或者出一本发发自己积压的作品?是不是非出不可?出了,有多少特质在里面?出一本民刊,目的何在,价值何在?

       现在,在商业的统筹之下,诗坛盛行调和,调和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下诗坛的主色调,官民不分,体制内外不分。大家都面目模糊,为了生存和借国给资源生财,官刊也很难再保证当初的高高在上姿态,门槛忽高忽低,在金钱面前,则全无门槛。这种情形之下,民刊的独立性更要加以极大的强调,民刊就是民刊,民刊的特质必须存在,赵思运问《民刊何以民刊》,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一句话。

      现在,因为博客等的普及,以及一稿多投多发变成常态,绝对原创原发的作品很难拿到了,民刊也因此丧失了“首发”这一能带来惊艳效果的法宝,失去了一招鲜的能力,这种情况下,办民刊更难,办出特点更难,近几年,大家纷纷在装帧和印制效果上下功夫,似乎成了民刊的一个方向,但我觉得,衣服再好,化妆品再好,人是丑鬼,也还是白搭。一方面,出民刊容易了;另一方面,出一本像样的有价值的民刊又很难,这个悖论,似乎并没有被诗坛众人所注意,很多人本着实用主义的原则,想出就出,出了就想有用,结果就是,民刊变成了当下诗坛一大俗。并还将俗下去。

     怎么解决,我看不到希望和曙光,在一个欲望决定一切的时代,精神无处存身。我只能自我提醒,并提醒有关朋友。另外,生存的甜让人很难免俗,我也是一个俗人。虽然言之昭昭。

 

                      当下诗坛第五俗,诗歌年选丧失权威性

     我查了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1949年以前不论),就有诗歌年选出现,我相信,那时候,谁要被选到年选里面,保不准会改变一生的命运。上世纪8090年代,也有诗歌年选,但是影响似乎不大,年选真正成为诗坛的一个现象,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这其实是有原因的。

     原因一,90年代末,诗歌出版已经开始大幅度退出中国出版界,诗人想要在公开出版物上露露头不容易了,因此,年选成为诗人们劳作一年,唯一可能在公开出版物上获得的收获。

     原因二,年选的权威色彩使年选具有“通行证”的效用,一个诗人,被年选垂青一次,也就是拿到了进入诗坛的通行证,比在刊物上发表一次有用得多。

     原因三,年选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能保证基本的销售数,出版社可以回笼必要的资金。

     新世纪以来,中国诗坛影响最大的年选有如下几种,堪称中国诗坛四大年选。

     宗仁发选,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诗歌年选。此年选挂王蒙主编,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出版,我记得最初是树才选,很一般;后来臧棣选过一本,很精彩;然后就是宗仁发选,并形成传统和个人的小历史。宗选本的特点是好诗主义(主编者所认为好诗,佳诗),内容多,面宽,兼容,老中青都有,每年都有新的一些增长点。此选本现在还在出,已经构成了自己的小历史。

     张清华选,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诗歌年选。此选本本世纪初开始出版,由著名诗歌批评家、诗歌学者张清华编选,现在已经停出。张选本的特点是比较关注民间,比较前卫,比较重视出处,魄力很大,所选诗人及其诗歌的内容比较集中,无意兼容,影响很大,此选本兼有可读性、资料性和参考性。

     杨克主编统筹,花城出版社(期间换没换出版社,忘了)出版的中国新诗年鉴。本年鉴由岭南著名诗人、编辑家、诗歌活动家杨克主持编辑。该年鉴在1990年代后期出版,旋即引起了诗坛的一场路线斗争,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硝烟经由此选本而益发弥漫,并涌入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就是在这阵阵硝烟中开始本世纪的征程的。本选本带有一定的圈子化特点,从写作理念出发选人的倾向很明显,所选诗人偏重于所谓的民间和口语一派,内容厚重,可读性很强。此年鉴还在出版中。

      韩作荣选中国作协选本,基本上在漓江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本年选挂名中国作协编选,但诗歌基本由韩作荣主编,内容上偏重国内众多官方文学刊物,如《诗刊》《星星》《人民文学》《花城》等,其中不乏可读之诗,但略显正统和官僚化。

      这几种年选,基本上能够在表面上笼罩当年的中国诗歌,因为出版保持了一定的持续性,所以已经成为当下诗人阅读的首选。很多诗人,一年也就憋着这一次,以入选年选来犒劳自己一年的焦虑和劳动。

      近五、六年来,在这几种年选的基础上,各种年选开始随意出笼,更有多位江湖人士,动用金钱的指挥棒,自己过指挥诗坛交通的瘾,以投资的方式出版年选和准年选,这一下子年选的权威色彩就消失殆尽了,大量私货充斥于各级年选之中。另外,新意也很难再出现于年选之中了,鲜有敢不选诗坛四梁八柱和诗坛大佬的年选,所谓的年选,不过是把人皆知之的那些诗人本年度的一些作品选进来,然后加上点新的人头,新人头很有限,而且呈越来越有限之态,总是那些人,有些大佬即便没有什么力作、“好作”,也要被选入,因为他们代表着中国诗歌,因为他们就是中国诗坛。

     年选就此成为大俗,老牌年选渐呈四平八稳之状,不再具有必要的阅读刺激,不再能推出新的发现;就内容来说,所有年选则都在窄化,总是那些面孔,友情选,圈子选情况越发严重而无人对之表示怀疑,当年年选所具有的权威性已经随着年选本身的裂变(越来越多)和编选者心态、工作态度的变化而不再存在,长此以往,年选问题将不再是俗不俗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存在的问题,我相信,随着诗歌出版终有一天的回暖,随着年选商业价值的消失,出版社也许会抛弃年选这种诗歌出版方式的。

也许,那反而好了,那时候出现的年选,才是真正的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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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山 .陆陈蔚 .艾叶
.青竹凌云 .吴春山 .无聊之人
.半夜烛火残 .宛西衙内 .临淄姜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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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丁夫•翼人 .无缘 .王保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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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uhui2003 .绝不收兵 .萧仲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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