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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思运:民刊何以“民刊”?
毋庸置疑,近20年的中国新诗史基本上是由民间诗歌报刊推动、改写的,无论是诗歌精神、诗歌观念还是诗歌文本,都是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的《今天》,到80年代以来的《非非》、《大陆》、《撒娇》、《倾向》、《诗参考》、《诗歌与人》、《诗江湖》、《女子诗报》、《第三说》、《垃圾派》(以及《垃圾运动》、《低诗歌》),等等等等,可以说,离开了这难以数计的民刊,根本就无法谈论这个时段的诗歌史。目下,官刊、民刊、网络逐渐形成了良性互动的空间格局,出现了诗歌资源整合的趋势。但是无论怎么整合,民刊总归有他自身的无法整合掉、无法化约掉的品质。我们有必要追问:民刊何以“民刊”?民刊何为?民刊存在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民刊,不仅仅意味它的存在形式是非官方的,更应该是一种姿态、一种立场,甚至是一种灵魂的倔强的前倾的姿势。当下的民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大批的文学青年的试验基地。二是像《诗歌与人》那样的品格,勾画着文学史乃至诗歌史的形态,为文学史提供着新的概念、新的作品,他们提出的“70后”、“中间代”延续了诗歌史,少数民族诗人专号、女性诗歌专号、翻译专号等,都是对诗歌史的丰富与补充。三是具有体制外的独立品格的民刊。而我更看重的恰恰是第三种类型。因为第一类大多有被招安的渴望,第二类也被官方刊物有限度的接纳,只有第三类,才具有着无法被官方立场化约的价值尺度。放在中国整个文化语境中看,其意义就更加显示出重大了。
民刊,顾名思义就是相对于官方的存在于民间的期刊,他以独立的精神方式,彰显民间话语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刊的存在方式和精神方式都具有非体制性。严格地讲,那些地方文联、作协、大学生社团、企业社团办的报刊,即使没有公开出版发行的刊号,它们也不能称为“民刊”,因为它们是体制化范畴的意识形态。严格意义上的民刊,应该是具有独立思想立场和文学立场、诗学立场的同人联办的刊物。正因为它们在一个封闭僵化的意识形态体制之中保持了独立自由的立场和品格,甚至在价值根基上疏离了中心意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的民刊普遍经历了磨难乃至灾难: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镇压学潮运动等等,意识形态领域和精神领域时有肃杀之气。《非非》(1986,成都)、《大陆》(1985,上海)、《撒娇》(1986,上海)等民刊多次夭折与复刊,便是明证。除了被现在广泛关注的《非非》、《莽汉》等四川地下诗歌群、《大骚动》等北京地下诗群之外,上海的地下诗歌亦不容忽视。[1]当年,诗人们由于对诗歌的赤诚热爱,纷纷被拘捕、传唤、监视。周伦佑数度入狱,孟浪出走深圳,郁郁被开除公职,默默从此待业……“像大革命失败时期的景象,萧瑟秋风今又起。”“《大陆》成了我们心中的孤岛,《大陆》像水土流失一样纷扬成诗人们的怀念。”[2]1990年前后,郭吟、刘漫流、阿钟、孟浪、默默和郁郁等筹划《大陆》五周年纪念号,结果事情还没有开始,竟遭到了上海有关方面的密切关注。
1990年的民间刊物《海上终刊号》有个名字叫“保卫诗歌”。是默默提议置于终刊号的封面上,它显示出一种真正的民间的姿态,蕴涵着一种视死如归的悲壮,如今看来还是颇具一定的现实意义,让我们思考——在一个高度体制化的精神空间里,高度被物质挤压的精神空间里,诗歌如何保持自身的非体制本质。龚盖雄说:“从根本上说,人类的整个历史就是一个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冲突的历史。”[3]因此,他认为,体制外写作是一种恒久的姿态与立场,非体制化写作是一个不断抗争的过程。按照我的理解,体制有它的两重性:既有专制性体制,也有民主性体制。它是一柄双刃剑,民主体制促进社会的发展,专制体制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体制是不可消灭的,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关键是,我们又不能这么简单化地二分法地对待体制问题。我们说,即使民主体制,它也不能保证自身的绝对纯洁,那种“自证自”的思维方式是自欺欺人的一相情愿的虚妄。因此,无论什么体制,都需要一种非体制的力量与之制衡。体制存在本身的合法性就需要体制外的东西存在。能不能容纳或者容忍体制外的思想正是该体制是否健全的重要表现。
单一的体制文化普遍缺乏对制度的制衡,窒息了民族的人格自由发展。周伦佑把剥夺体制外写作的原因归结为“党族文化现象”,可谓一针见血。党族文化“就是一个党族关于自己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以及作为真理代言人的不可置疑性以及代表未来的胜利必然性的总的解说。”它的有效性只局限于该党族,而当“只代表某一个政党利益和观点的党文化被泛化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于全人类的文化”时,便酿成了中国知识界的悲哀。“体制文学便是某一个党族试图以它的党族文化取代全民族文化,进而取代全人类文化的畸形产物。” [4]单一的体制写作向度不仅排斥了体制外的思想、文化,而且极端化的体制控制使体制内的思想完全僵化。我们讨论体制外写作,目的不是对抗体制,最根本的目的是以体制外写作的合法性存在来确立体制存在的合法性,进而为体制下的文学、思想、文化之自由言说争取合法性。周伦佐说:“非制度化是艺术的内在本质”,“非制度化也是自由写作的本质倾向”。[5]因此,谈论体制外写作是为了自由写作的合法性,让写作回到个人,回到自由,回到个性。
当然,随着社会的变革,一个比较宽容的文学文化环境正在逐渐显露端倪,民刊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经受着大面积的剿杀,绝大多数民刊可以以自然形态生长着。但是,这里面同时也隐含着一种新的担忧——民刊正在逐步丧失了其内在的独立品质而沦为一般意义上文学青年的试验基地(当然,一般意义的文学青年的发表园地也应该存在)。现在官方的优秀期刊正在逐渐加大了接纳民刊的范围,如《诗选刊》、《诗歌月刊》、《星星》、《绿风》诗刊等。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优秀民刊总是有与官刊异质的品质无法被化约掉的。也就是具有异质于体制意识形态的力量。垃圾运动中的诗人凡斯认为,民间办刊就是要与所谓主流文化的、体制内的有根本区别,要代表“贱民”成为“另类”、“异端”,如果我们所办刊物上的作品被官方杂志选登,恐怕就失去了我们所有的意义。
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在民刊中凸显一种所谓的革命精神来对现存体制造反。不是的!时代语境到了21世纪,已经迥异于20世纪80年代,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深层的介入现实精神。80年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韩东对80年代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概括得非常准确:“一方面我们要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一方面我们又怀着最终不能加入历史的恐惧。”[6]东欧有个作家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人在20岁,假如他不神往革命,不为革命的口号所激动,他就是没有血性;但是一个人到了40岁,仍然陶醉于革命的口号中,血还在沸腾,说明他没有头脑。”郁郁在对他的访谈《重归的不仅仅是往日……》中说:“老版本的《大陆》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读物,她还流淌着我们青春岁月的血液和气息。”80年代的民刊策划者们当初是20左右的热血青年,如今迈入中年,他们拥有了社会和历史的理性。诗歌的激情转化为诗歌理性,或者说,诗歌的理想落实到了诗歌文本的建设。《大陆》同人刘漫流在座谈会上提出,所谓倾向肯定要牵涉到观点、立场,一言以蔽之曰:意识形态。文体上的变异,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也就是实验层面上的。因此如何把意志贯穿于作品,不露痕迹地表现,这才是一个写作者要好好琢磨的事。诗人古冈的认识也非常清醒:“艺术的颠覆不等于意识形态和体制的颠覆。”[7]
当下的诗歌民刊可谓是参差不齐。张清华曾经不止一次地批判了诗歌写作中的三种倾向:“冷漠”、“完全的畸形的‘自恋式’写作的充斥”、“无节制的所谓‘叙事’”。并且提取出一个“小资产阶级趣味”的概念。[8]虽然有以片概全之嫌,但是对于民刊来说,也非常有针对性。著名学者王元化曾倡导“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关于诗歌民刊的品质,我想借助王先生之论,倡导“有思想的文学和有文学的思想”,在诗歌上,倡导“有诗的思想和有思想的诗”,即“诗”与“思”的结合。1990年代以来,一些著名民刊不约而同地提出诗歌介入现实、深入体制、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大陆》同人沪上座谈会上,郁郁感慨地说:“将近二十年了,我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代,国家和个人都经历了许多,我们的追求在所谓无奈的生存中似乎越来越模糊了,甚至荡然不存了。敌人在哪里?敌人没有了吗?真正的诗歌除了尖锐和真诚,对现实的批判和人类的关注,我们能否通过诗歌作品,把坚持写诗的意义显示出来。需要把这些疑问作为对我们从今往后的鞭策。” [9]当李泽厚在1994年提出:80年代是“思想家突出,学问家淡出”的时代,而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出“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哀叹自己风光无限的80年代的逝去,以及对90年代的隔膜。在人文、学术放弃思想的时代,文学和诗歌就需要承担起人文的责任。但是,广东的肖铁主办的诗歌民刊《今朝》于2006年第一期改刊为大型思想人文刊物,深意在焉!它似乎清醒地意识到诗歌(包括文学作品)的无力感,我们需要另一种言说思路,来介入生存语境。如果说,1980年代的民刊很大程度上,需要争取言说的权利,那么,当下的民刊不仅仅在于争取言说权,甚至绝大多数时候的问题不在于言说权,而在于我们言说的意义,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指涉现实和精神处境的有效性。
令人欣慰的是,代表着目前诗歌界最洪亮声音的民间诗刊仍然不乏敢于担当的尖锐者。1992年周伦佑基于对1980年代诗歌经验的反思,倡导从“白色写作”向“红色写作”转型,2002年又亮出“体制外写作”的口号,意在对当下诗坛进行价值清场;《低诗歌》《垃圾派》、《垃圾运动》等民刊掀起的“低诗潮运动”,在驳杂不一的书写中呈现出强烈的叛逆质素;《诗参考》、《葵》、《女子诗报》具有相当长的历史,时有见证时代沉痛之作;《诗歌与人》倡导的“完整性写作”也在显明诗歌价值追求的自觉。上海一直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阵地,然而《大陆》、《撒娇》等民刊在1980年代叱咤风云的岁月诞生,岁经磨难,于2004年重新复出江湖,同年创刊的《活塞》作为民刊的一只枝奇葩,彰显出深度介入现实和历史的言说立场。《非非》、《大陆》等这批民刊,已经称为中国民间诗歌的精神象征。
阿翔在《郁郁访谈:重归的不仅仅是往日……》里的最后一问大有深意:“回到一个古老的命题,就《大陆》而言,‘诗人何为’?”而郁郁的回答同样也大有深意:“不说了,好吗?这是一个问题,就像我们结下了善缘,却素未谋面。欣慰的是因此我们就有了更多的下次……”[10]对于所有的民刊来说,同样需要讨论这个问题:诗歌何为?民刊何为?这是一个未来才能解决的问题,但更是一个现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1980年代的上海地下诗群主要有:郁郁、孟浪、冰释之等人组成的《MN》(送葬者);刘漫流、海客、天游等人组成的《广场》;默默和他的同人组成的《城市的孩子》;陈东东、陆忆敏、成茂朝、王寅等人组成的《作品》;孙放、朱乃云、戴坚等人组成的《舟》等。主要民刊有《海上》、《大陆》、《撒娇》、《喂》等。1985年4月16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丽娃茶室召开了由几百人参加的“天天文化社”成立大会,孙放、默默与郁郁商议决定创办诗刊《大陆》(由郁郁主持)、小说《木偶》(由默默主持)、文学批评《实验》(由朱乃云主持),由戴坚出任理事长、孟浪负责通联。
[2] 《大陆》和它的往事,《大陆》复刊号,2004。上海。
[3][4][5]均见《非非/2002体制外写作专号》,2002年,时代出版社,香港。
[6] 韩东《三个世俗角色之后》,谢冕、唐晓渡主编《磁场与魔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页。
[7] 《大陆》同人沪上座谈会,2004年11月28日于企鹅书店(天钥桥路869号/八万人体育馆对面)召开。
[8]张清华,《关于现实写作中的中产阶级趣味的问题》,《星星》诗刊2006年第2期。
[9] 《大陆》同人沪上座谈会,2004年11月28日。
[10] 《大陆》同人沪上座谈会,200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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