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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上的背叛--对话《傻子寓言》作者大解

记者:从长期从事诗歌创作,到近来密集出版小说和寓言,这是您个人写作生涯中创作成绩的集中爆发,是否也透露出您创作的转型?请问您“跨领域创作”的原因是什么?对您钟爱的诗歌而言,是否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背叛”?今后又将侧重在哪方面投入创作精力?

大解:从1971年开始学习写诗,到现在已经40年了。用人生的尺度来计算,40年可以说足够漫长。写到如今,我在诗歌上虽无什么建树,到是没有感到惭愧,因为汉语诗歌的转变和进步要依靠集体,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不是哪个人可以独自承担。我作为其中的一员,读了,写了,尽力了,没有什么遗憾。

近期出版的小说和寓言,看似意外,实则必然。因为我早就有一种想法,想打破诗歌这个体式的外壳,把它内在的能量挥发出去,在其他的文体上体现出诗性。为此,我做了一些试验。2010年10月出版的小说集《长歌》就是试验品。写完小说《长歌》以后,我有了自我发现,意识到自己还有诗歌之外的潜能。从诗歌到小说,从小说到寓言,对于我来说,这些转换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和共同的属性,即诗性。援引作家李浩的话说:“这篇小说与我们所习惯的、当下的小说有着相当的不同,也区别于西方现代小说的提供。在《长歌》中,充满了可以被我们称之为“异质”的东西,它或多或少,对我们惯常和习见构成的审美造成了冲击。”他所说的这个异质性,可能就是其中的诗性。我的小说是我诗歌的延伸,我的寓言是我的小说的延伸。2011年1月出版的这本寓言集《傻子寓言》,也可以说是拆散的小说,每一篇都是碎片,却完整而自足,在寓意和结构中体现着诗歌和小说的双重属性。可以说,我的创作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次转变都与诗有关。因此,我不仅没有在精神上背叛诗歌,而是带着诗的TNT,对其他文体进行了入侵。今后,我可能会在诗歌、小说、寓言中穿梭,如果我有足够的能力,或许还会整合它们,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未来的事情,现在还不好说,走着看吧。

 

“读者很受伤”?

 

记者:新近出版的《傻子寓言》虽极为荒诞,却是滑天下之大稽。作者虽自嘲为傻子,却是现实中难得的“报警的傻子”,读者读完之后却发现了很多傻子早已看穿和早众人而笑的东西。请问假如“读者很受伤”,您该如何解释?

大解:《傻子寓言》不仅荒诞,简直就是扯淡。说实话,我自己都感到可笑。这些寓言,与传统的童话和幽默故事不同,我不绕弯子,不卖关子,也不抖包袱,我要直接进入主题,从理性出发,然后穿透理性,走向非理性,到达生活的背面,以此来揭示那些被日常事物所遮蔽的东西。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这些寓言的属性,比荒诞要赤裸,它的反常和去蔽过程,就是接近事物真相的过程。这对读者的阅读惯性是一种颠覆,让你看到生活中一直存在,或者可能存在,而你却一直没有看到的东西。在这些寓言中,傻子这个人即是作者的化身,也是傻子本人。他的傻,正是他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他超越常理,比无厘头更进一步,其夸张、讽刺和自嘲,达到了扯淡的程度。他异想天开,天就开了。他超越自我,就成了他人。他质疑存在的合理性,他站在人的对面剖析人,他出入于现实和虚拟的世界如履平地……在傻子看来,世界所隐藏的部分,甚至大于整体。在此逻辑下,真理也许在荒谬中才能体现出全部。如果哪位读者看到《傻子寓言》以后感到很受伤,我觉得这样的读者一定很可爱,他一定不傻。

 

“颠覆中国人想象力”?

 

记者:有读者看了《傻子寓言》之后说您“有点颠覆中国人想象力僵硬的企图”,您如何看待?写作初和写作中是否有这方面考虑?

大解:我们的民族历史和当下时代,由于曲折和多难,文化中积累的大多是些厚重和悲悯的东西。这些沉重的、载道的书写作品,作为正统的文化传播,一直压得人们喘不过起来。因此,我们这个民族的幽默感被压缩在极小的空间里,没有得到成长。尤其是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由于对现实主义的过度强调,使得人们浸淫在泥实的生活中,灵魂的翅膀非常疲软,甚至失去了飞翔的能力。我的寓言作品,确实有些离谱的东西,甚至极其荒诞,超出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在写作过程中,我并没有想那么多,没有故意颠覆人们想象力的企图,我只是服从了心灵的意愿,随性书写,却可能在无意间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在人们熟悉的阅读惯性中增添了一种不同的声音。我觉得靠这一丝微弱的弦外之音,不可能引起瓦釜雷鸣,也不会颠覆人们重如泰山的文化沉重感和使命感。在文化机体中,思想从来都是软的,僵硬源于历史的硬度。如果我的这些碎片式的小幽默真的进入了读者的心灵,进而生成一些笑容,那一定是读者参与了再造和重构,激活了自身的细胞,构成了他自身的生命元素。如此说来,颠覆是一种互动,我只是提供了激素,起到了一些刺激的作用。

 

寓言的“中国制造”?

 

记者:本土的、当代的、集大成的寓言已经式微或者罕见,而您却反其道而行之。有人评价道“大解这本《傻子寓言》的出版,让我们看到‘中国制造’或许有成为‘中国创造’。”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冒天下之大不韪”?

大解:大家知道,中国古代寓言是我们历史文化中的宝贵遗产,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至今让人铭记和传承。而这一精短而幽默的文体,其成就一直属于古人,并没有在现代文学中得到继承和体现。我们日常所接触的寓言作品大多是《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西方寓言故事,本土的、当代的、集成的寓言一直是个缺失。但我没有文化建构的野心,我只是在写诗之余,偶尔写了一些荒诞的小故事,越写越觉得好玩,就写了一批这样的作品。我尝试着站在当下的立场,把现代人生存的紧张、焦虑、荒诞和无聊,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表现出来,写多了,就结集为《傻子寓言》。

这些寓言大多是取材于现实的小故事,异想天开,海阔天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现实、宗教、地理、天文等等所有领域,几乎就是一个万花筒,涉及到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展示了当下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现状。尤其是对人性和灵魂的追问,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对自然和生命的广义探索,具有较宽和较深的哲学意义。

如果仅仅是通俗、幽默、好玩,没有震撼心灵的力量,还不能体现我的努力。在这些寓言中,我尽量从普通的日常事物入手,试图发现和探索事物的核心,甚至穿透生活,找到生活中的非理性,还原存在的各个侧面,甚至解构和颠覆现实的属性。而这一切,落实到故事的情节,则体现为荒唐和不可能性。我努力把精神能量转化为具体的细节,开启或者划破你的心灵,但不构成伤害。我的主导思想是,这些故事无论涉及多么广泛,思想多么尖锐,情节多么离奇,都始终围绕着一个轴心——人与人性。我觉得离开了人这个主题,文学就会失去价值和意义。

至于说“中国制造”或“中国创造”,我真的没想那么多。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这本书确实是原创性的当代寓言。如果我在不经意间“冒天下之大不韪”,穿越时空与历史完成了对接,那也是歪打正着。一个诗人写了40年诗,几无建树,却在寓言这个文体中找到了一些感觉,这本身就可以构成一则寓言。

 

缘何获得两大核心诗刊年度大奖的青睐?

 

记者:欣闻您最近同时获得《诗刊》《星星》两大核心诗刊的“2010年度诗歌大奖”,也预示着您在诗歌、小说、寓言等领域迎来全面丰收。您认为获奖主要原因是什么?对于接踵而来的荣誉,您如何看待?

大解:2010年前后,确实是我的收获之年,我先后出版了诗集《岁月》,小说集《长歌》,寓言集《傻子寓言》。最近又先后接到两个通知,获得了《诗刊》和《星星》这两家诗刊的2010年度奖。这无疑是对我以往诗歌创作的肯定和鼓励。说实话,近些年我对某些诗歌奖项已经淡然,但这两家核心诗刊同时把年度奖给了我,我还是有些感动。我真诚地谢谢他们,也谢谢评委。

近些年,我离诗越来越远了,诗写的很少,但我得益于诗的东西越来越多。当我从诗中走出,从事小说、寓言、散文随笔等创作时,我时时感到诗性的存在。正是那些不可名状的东西,给了我无限的向度和广度,让我领略了文学的魅力。如果把文学比作身体,诗歌就是其中的灵魂,甚至是精神总量。我尝试着把诗引向其他领域,扩展它的外延,在多种文体中体现广义的诗性。尽管我的能力有限,只能表现很小的部分,但我依然保守着自己的信心,并为之努力。在我的生命里,与诗歌结缘并持之以恒地坚持到如今,是宿命,也是我的荣幸。

作为一个诗人,我赶上了汉语诗歌稳定的发展时期。从整个人类的进程看,继工业革命之后迅速来临的信息时代,把近万年的农耕文明推向了远方,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转型、民族活力和自信心上升的时期。汉语诗歌顺应时代的变化,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新、旧诗歌体式的转变,把自由体诗歌推上了前台。随着社会的转型和进步,新诗作为一种文化元素,在经历了起伏跌宕之后,逐渐从生活的主流中退出并走向了边缘,回归到相对纯粹的艺术领域。这样的写作背景,给当下诗歌提供了深广的空间和足够的精神资源,同时也获得了艺术探索的可能。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汉语诗歌在成熟。

可以说,新诗没有辜负这个时代。当下诗歌对于生活的介入,已经到了同步的程度。随着口语的应用,书写和言说正在趋于统一,新诗的叙事功能也因此而增强,诗歌的自由度在加大,具有了历时性和饱满性。因此,就其表现力而言,没有什么事件能够处在诗歌之外。我曾尝试性地写过叙事长诗《悲歌》,也曾努力在短诗中叙述完整的情节,努力把情和境统一在一起。尽管如此,我依然在想,诗歌还应该有它更加广泛的外延和渗透功能,在文学的其他领域里彰显其魅力。为此,近几年我走出诗歌,做了一些试验,试图在小说和寓言等文体中体现出诗性,我的努力效果如何,将由市场和读者给予回答,同时也接受时间的检验。

我在想,诗歌不仅是一种文体,它可能是一种能量,一种气质,无论以什么样的形态表现出来,都能体现出内在的光芒。如果说我所释放的东西超出了诗歌,甚至大于我的生命,那一定是诗歌帮助了我。因此,我要感谢诗歌。

至于获奖,那是创作之外的事情。我的每一部作品,都不是为了得奖而写。我把奖项当做是对文学界对我的肯定和鼓励,而不当做荣誉。我不喜欢顶着奖状过日子。得奖了也并不说明我的作品就比他人的作品绝对出色;同样,我的某些没有获奖的作品,我也不认为逊色于他人。奖项不能说明一切。一个作家、诗人应该看重自己写了什么,而不是得了什么奖。

 

“现实是最靠不住的”?

 

记者:您曾说过“我认为现实是最靠不住的”,但歌德也曾写过“谁锲而不舍把目光盯紧时代,/他才可以议论,才配写出诗篇”。请问在扎根现实和游离之间,您如何平衡两者关系,又从中获取创作灵感和素材?

大解:歌德说的没错,“谁锲而不舍把目光盯紧时代,/他才可以议论,才配写出诗篇”。我们的汉语诗歌,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入现实,与生活同步,甚至以精神矮化为代价,低于生活,甚至低于身体。作为诗歌探索者,我也曾降低高度和视角,试图从现实出发,找到这个时代里人们生存的精神核心。我从历史、未来、理想、思想、信仰等多个方面考察过当下诗歌的精神内核,发现这些最基本的、重要的维度全部缺失。当下诗歌除了现实,再无立脚之地。那么现实的属性又是怎样呢?我认为现实是最靠不住的。从时空角度讲,现实处于历史和未来之间的一个流动的夹缝里,一刻不停地向前移动着,没有丝毫的稳定性。现实太短了,一秒过后就是历史,而未来又总是近在咫尺,却无力达到。现实是世间所有当下事件的总和,过于庞大,没有核心。我们只能处于现实的一个点上,而无法把握到瞬息万变的现实总量。一个不可把握的东西,就是靠不住的。再往深里说,在我们这个有效的生存空间里,生活就像是一个无法平衡的跷板,现实这一头沉得太低,未来、理想、信仰等等由于其空虚和轻飘而跷得过高。在这两者之间,更加让人焦虑的是,我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可靠的支点。

尽管现实的属性如此,我们必须基于现实而生活,因为我们没有另外的选择。现实是我们唯一的立足之地。基于现实,我曾试图在诗歌中建立个人乌托邦,把语言的现实移植到人类的集体幻觉中,却发现语言大于现实,甚至淹没了世界。在语言的现实中,个人不仅在人类中迷失,连自我也变得模糊和可疑。基于现实,我也曾通过小说深入人类的记忆,却发现历史并不僵硬,时间保存着鲜活的文化机体,但它封闭了我们的归路,并随着时间在不断地退向远方,已经成为我们深远的生存背景。基于现实,我还尝试通过微小的寓言来打碎整体性结构,在碎片中探寻个人的文化基因,却意外地发现了现实中隐蔽的非理性,像暗能量一样充斥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却不被我们看见,我们在突然打开的深度空间里变成了盲人。也就是说,我们从现实出发,不管走多远的路,不管发现了什么,最终都要回到生命现场。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走远,现实也从未躲避,远方只是一道莫须有的风景,只可眺望,却没有人可以亲历。那么,为什么我们生活在现实中,所要寻找的东西都不在现场?我想,也许现实只呈现出有限的部分,而我们要的是全部,包括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也许,文学的任务就是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建立无数个驿站,安顿那些疲惫的心灵,让人们心存幻想,又永不达到。

 

“通过后门能看到生活什么”?

 

记者:您曾试图通过“文学的后门”绕到生活背后去发现什么,“却歪打正着地发现了非理性可能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诗性的部分”。而《傻子寓言》又把荒谬推到极端,请问您这次试图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去发现什么?

大解:我曾经写过一篇随笔中,谈论过这个话题。在这里,我再重复一遍。我试图通过荒诞性来解析这个世界,躲开物理的经验,从精神之路绕到生活的背后去,或者说穿透生活,看看它背后的东西。这种追查带有侦探的性质,试图发现日常经验所遮蔽或者被忽略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错误地以为找到了通往生活背后的途径。但仔细分析以后我发现,生活只有现场,不存在背后。我所触摸到的部分只不过是它的非理性,而非理性也是生活的元素之一。

给生活下定义是困难的。生活是当下事件的总和,在庞杂和紊乱中保持着自身的秩序。我们从事件堆积的现场很难找到生活的核心,也难以在它的运转中稍作停留,正是这些构成了生活常新的本质和魅力。我企图绕到生活背后的努力并非完全是失败的,在此过程中,我歪打正着地发现了非理性可能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诗性的部分。文学的任务之一,我认为,应该有揭示和呈现它的义务。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被纷扰的杂事所纠缠和蒙蔽,按照常规去处理日常的事物,往往把非理性排除在逻辑关系之外。实际上任何事物稍一扭曲、拆解和重组,都会改变它原来的结构,表现出新的形态。我通过寓言发现了许多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构成了生活的多重性。可惜的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具有很强的惯性和惰性,习惯于迁就表面化的东西,不愿意往深处和远处走,忽略甚至从来都不曾想过,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超常的有趣的层面。

基于生活只有现场这个基本的事实,通向生活背后的道路也将返回到生活现场,把非理性融入到自身的伦理之中,构成生活的完全性和饱满性。因此,不管寓言中的故事多么荒诞离奇,也不会超越生活或走到生活的外边。生活没有之外,只有全部。我甚至认为,历史也在生活的现场,只是时间把它推向了远方。在“远方”和“此在”之间,是无数个“当下”在排列和延伸,与我们身处的现场接壤,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引入时间这个向量以后,历史就变成了一出活剧,人们依次出场,然后隐退。因此,生活永不凝固。在生活的全部流程里,只有先后,没有背后。每个人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都是活的。按此推理,历史中不存在死者,只是出场的时间和顺序不同而已。

文学的功能是表现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从中发现真理并反过来映照我们的生存。因此我们企图绕到生活背后的野心不是一种妄为,而是一次小心的试探。为此,我从两条路进行过尝试。一是从理性出发,通过严密的推理和运算,最后却得到了非理性的结果。一是从非理性出发,把荒谬推到极端,却意外地接近了事物中暗藏的真相。两种方式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生活嘲弄了探索者,但文学却不必为此而羞愧。我没有找到生活背后的东西,却发现了生活中原有的秘密,隐藏在每一个细小的事物里。生活的现场是如此庞大而活跃,处处都散发着生机,只要我们迈步,就会出现奇迹。

《傻子寓言》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在我的寓言里,每一个点都是旧的,但却生长着新的细胞,你将在其中看到无数的惊奇。

 

当代人能否成就史诗?

 

记者:“大解写出了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人们感到惊讶,陌生,疑惑,都是必然的,但我相信这部史诗立得住。它的诞生将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事件。”有人曾这样评价您的《悲歌》。也有人说一部《悲歌》足以奠定您的诗界地位,您如何看待?今后是否还有再写长诗的计划?

尽管您说《悲歌》的意义只是一次探索性行动,但读者还是从其中看到您构筑史诗建筑的野心,您认为在当下的民族文化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史诗的诞生契机是否到来?一个民族要成就自己的史诗,需要哪些因素?

大解:在我们传统的认知观念中,一直把汉语中所缺失的史诗看作是不可企及的圣物,天然带有伟大的属性。实际上,史诗是个中性词,它只是一种具有结构的记事性的诗歌文体而已。我们不要一提史诗就小心和谦虚到敬畏的程度,好像我们的汉语不配有史诗,也不可能产生史诗。这不是民族自卑的表现,而是对于史诗的误解。我觉得这些误解的根源,还是与汉语诗歌的历史和发展脉络有关。从诗经开始,我们的汉语诗歌就被精致的抒情方式捆住了手脚,没有在叙事功能上得到进化。经过历代的演化,以抒情为主体的旧体诗歌体式越来越精致和小巧,以至于新诗发展百年以来的今天,有些人依然远离叙事,甚至把“宏大叙事”看成是妄想,加以嘲笑。这与本土上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等保持着口头传承史诗的少数民族有着传统上的区别。

我国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史诗,在口头传承过程中,不断加入传承者新的创作元素,是正在生长中的诗。因此说,史诗是个活体。一旦史诗被文字固定下来,就停止了生长。我的长篇叙事诗《悲歌》,是我个人的作品,没有整个民族集体参与创作的过程,也没有流传史。《悲歌》一出生就是文字,因此它与传统的史诗有着本质的区别。我把《悲歌》当做是一个实验品,以叙事为线索,以抒情为主旋律,以故事结构为框架,书写了一个完整的大寓言。我没有担当文化使命的责任感,我只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写作愿望,通过一个故事,把这片土地上这群人的生存史和精神史呈现出来。我依靠的不是创造力,而是文化整合力。如果说这部长达16000行的叙事诗奠定了我在诗界的地位,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人们在肯定一个集成者。我历时四年,于2000年写完《悲歌》,之后写了许多随笔,写了小说《长歌》,写了许多短诗和寓言,但失去了再写长诗的能力。写长诗是个力气活,也许我把力气用尽了,现在只能干些零活。

《悲歌》经过两次出版以后,在诗歌界赢得了一些影响,读者或许想,大解有构筑史诗的野心。这种设问当然有道理,但我还是想说,在写作之初,是故事的结构使我产生了持久的冲动,支持我用四年的时间一直保持着高度而稳定的创作激情,直至把它写完。我并没有建构史诗的野心,但写完以后,我发现我确实建构了一部结构完整的长诗。书稿交给出版社的时候,我只说这是一部长诗,出于对史诗的敬畏,打死我也不敢提史诗二字,但书出来以后我在版权页上看到,出版社把《悲歌》列为史诗而出版。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社长王亚民先生做了《悲歌》的责编,他是个有胆有识的出版家,对文史类图书非常重视和支持,他在任期间,出了许多重要的文史类图书。我要感谢他对《悲歌》出版所做的努力。

我认为在当下的民族文化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诞生几部史诗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新诗已经出现了百年,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口语这种鲜活的语言进入诗歌以后,诗歌已经具备了叙事的功能,人们终于把书写和言说统一在一起;另外,诗歌已经从单纯的意识形态束缚中解脱出来,正稳定地走在艺术回归的路上,诗人们遇到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什么样的作品都不算过分。实际上,一个民族并非必须有自己的史诗,比如汉民族,从来就没有自己的广泛流传的史诗,不也一样发展今天吗?史诗是一个民族语言史和文字史综合演化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史诗,他一定有另外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生存史和心灵史。比如《史记》《三国演义》等,都是史诗性质的作品,只是这些作品不是用诗歌的方式表现出来。

 

当代文学该建构还是解构?

 

记者:著名学者、教授,国家图书馆馆长斧锐(詹福瑞):“当弄潮诗人们忙着解构一切时,大解却在《悲歌》中忙于建构。”您认为对于当代中华文化或民族文学,解构重要还是建构重要?该如何作为?

大解:这个问题应该由学者来回答。我身在其中,可能不视庐山真面目。我小心地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学,还在建构时期,还应该继续建构。我们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可供一个民族居住的精神大厦,就谈解构,有些不合情理。你还没有完整的建构,何谈解构?解构这个词,我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反讽、反理性、反文化、反崇高的一种破坏性的文化策略的核心概念,它是针对现代主义的一次反叛,把“人”这个主宰者推下圣坛,暴露出人的物性,同时强调生命的尊严和万物的均权。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人终于动摇了自己的核心地位。我们近期的许多文学作品,对人道、人性、人体的深度剖析,就是在用新的元素在建构自己的价值体系。诗歌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能强烈一些。当下的许多诗歌作品中,身体的出场表明“人”这个动物已经赤裸,本能暴露出原始的属性。但我的诗离此较远,我比较愿意站在更宽的立场上写作,对人,对神,都保持着敬意。

 

清华毕业后弃工从文的缘由?

 

记者: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您却放弃所学专业,弃工从文,选择了清贫的文学事业。您是否认为这是一种“现实的误会”?当时是出于何种原因?

大解:我大学里学的是水利工程专业,毕业后曾经做过水电站的建站和并网设计。由于热爱文学,后来把业余爱好当成了主业,主动改行,做了多年的文学杂志编辑和组织工作。真是应了那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的选择没有错,我做了我所喜欢的事情。编辑,写作,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我在创作中,在语言的世界里发现或者说创造出了许多不可能存在东西,这些东西丰富了我的生命,也是我的全部价值所在。

 

诗人被拉下了马?

 

记者:目前有些民众对诗人持有“潜意识的非议”,甚至认为诗人“非疯即傻”,诗歌“胡言乱语”,诗人的形象和地位似乎一夜间被拉下了马,甚至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诗人在当下的生存处境如何评价?

大解:民众对当今诗人持有非议,首先是来源于对新诗的误解。原因有多种: 1、几千年来,我们的传统诗歌一直是带有格律的旧体诗,孩子们从小就开始背诵旧体诗。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只有那些有格律的旧体诗才叫诗。自由体诗虽然已经在中国发展百年,但文化的惯性依然把它挤在知识体系的边缘,还没有形成文化基因,在普通民众中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感。2、我们的教育体系在编写语文教材时,所选用的新诗,大多是些与政治多少带有一些关联的作品,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人们对新诗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以为只有那些激愤的、抒情的分行作品才配叫做诗。久而久之,人们对变化的新诗不愿接受,影响了新诗的认同。3、我们的文化传媒机构,尤其的报纸和电视台,依然在把诗歌当做一种煽情的工具,一遇到重大社会事件,就适时推出那些适合于大喊大叫或神采飞扬的朗诵作品,以至于使民众认为,只有那些激昂顿挫的朗诵诗才是新诗,其他的诗都不可理解。 4、新诗的探索速度超出了读者的接受能力,没有迁就低能的读者,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甚至怀疑。尤其是接受过中文教育的所谓文化人,一旦新诗所做的努力与他们所学过的东西对位时出现了偏差和距离,就会得出否定的结论。5、多元文化分散了人们的视野,使诗歌从政治中分得的有限资源在多彩的生活中一宵散尽,走向了彻底的边缘化,社会对诗人的关注度也随之消失。6、后现代主义对于诗歌的影响出现以后,身体上升到人的高度,本能取代了崇高和神圣,一些反应生活本质的诗,里面或许夹杂着芜杂和不洁的东西,使一些具有洁癖和朝圣情节的人们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甚至产生了反感。7、网络传播的兴起加速了诗歌的泛化书写,良莠不齐,使一些不了解诗歌的人感到失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除了以上这些新诗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剩下的问题就是来自于诗人本身。有些极个别的诗歌作者热衷于行为艺术,不在写作上下功夫,却在行为上装疯卖傻,故作惊人之语,以此来标新立异。而我们的国人还没有做好接受这些异端行为的心理准备,对于一些超出世俗规范的行为不能容忍,甚至仇恨。还有,与官本位并行的拜金主义盛行其上,诗人的贫穷和坚守精神被视为傻子,受到了俗人的蔑视。他们睁着美丽的大眼睛,却看不到诗人心灵中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凡是念过几天书的人都想在本子上写几句抒情的话语,以此认为写诗不过如此,仿佛人人都可称为诗人。凡此种种,都加剧了诗人形象的损毁。我想,一个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人,然后应该是一个精神健全的人,然后应该是一个有思想深度和宽广视野的人,一个有情趣的人,然后才是诗人。毕竟诗歌最后要离开诗人而独立存在,其他附加的东西都将散尽,诗歌文本将是接受人们检验的唯一标本。我劝真正的诗人们自重,拿出好的作品来证明自己;同时我也劝慰诗歌的围观者,不要把一些伪诗人的行为和作品无限放大,以此来诋毁全盘诗歌,那就错了。

现在,我要回答一个我非常愿意回答的问题,“你对诗人在当下的生存处境如何评价?”我要说,我有许多诗人朋友,他们没有一个是“非疯即傻”之人。他们大多数都是事业上成功的人士,他们或为官,或从业,或当老板,都活得堂堂正正,殷实而富足。他们并非职业诗人,却都把诗当做是精神上最高的追求和享受,孜孜不倦,毕其一生而不弃,让我肃然起敬。我为拥有许多这样的朋友而骄傲。

 

解不开的“玉石之缘”?

 

记者:熟悉您的人知道您喜欢收藏石头,出游时也会随手捡石头玩,请问这是出于什么情缘?

 

                                20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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