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余秀华事件所想到的(1)
近日,中国诗界异常热闹,因为出了个农民诗人余秀华,一时间中国诗界各种人物粉墨登场,演绎了一场又一场众说风云的“诗歌秀”。有热情捧场的,更有提着大棒的,有把余秀华吹上天的,也有恨不得让余秀华下地狱的,各路诗人纷纷亮出杀手锏,对余秀华事件或进行围剿或进行声援:
最早发声的著名诗人沈浩波在微博上写道,“仅就诗歌而言,余秀华写得并不好,没有艺术高度。这样的文字确实是容易流行的。这当然也挺好,只不过这种流行稍微会拉低一些诗歌的格调”。
看了沈诗人的言论,有人大声惊呼:沈大诗人还好意思评说余秀华的诗歌“拉低一些诗歌的格调”,沈大诗人大概是忘了当年自己的《一把好乳》不知把中国诗歌拉低了多少倍!沈诗人说这话也不嫌寒碜。
与此同时,沈诗人还将余秀华的诗歌与打工诗人许立志(去年坠楼身亡)的诗歌进行对比后说:“后者(余秀华)把苦难煲成了鸡汤,不是个好诗人,所以大众必会持续喜欢,热泪涟涟。眼泪这东西,确实是世界上最廉价的事物”,沈诗人言下之意大众持续喜欢的“都不是好诗人”。
沈诗人在《冷看大众狂欢下的“诗人”》中,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说:“今天的大众,是更加庸俗、功利、伪善的一群”。“构成“脑瘫诗人余秀华”这个词组时,我有一种深深的厌恶感,这是一场对平庸诗歌的赞美运动”。也就是说余秀华的诗歌是平庸的,那些喜欢余秀华诗歌的大众都是庸俗、功利、伪善的,而炒作余秀华就是对平庸诗歌的赞美。
沈诗人大概忘了自己也是大众中的一员,不能因为写了几百几千首诗歌,就把自己从大众中剔除出去,或者干脆把自己凌驾于大众之上。沈诗人还把《冷看大众狂欢下的“诗人”》,这“诗人”二字用引号引起来,让人觉得加了“诗人”引号的都不是什么好诗人,只有沈诗人那个圈子的少数人才是真诗人,才有资格和权利界定谁的诗歌好,谁的诗歌坏。
我不知道沈诗人何以那么大的底气,他完全把自己放在了大众的对立面,他认为今天的大众都是伪善的,而只有像沈诗人这样的精英才配谈诗歌,才配欣赏诗歌,才配讨论诗歌。
不知道沈诗人的优越感从何而来?仅仅因为那些让大众铭记的诸如“一把好乳”之类的诗歌吗?沈诗人还说:“事实并不出人意料,大众所赞美的诗歌,必然有其根本上的非诗的一面,媚俗的一面。诗人若不有意或无意的媚俗,怎能获取大众的欢心?诗人若是获得了大众的欢心,其情状当然可疑。”
据沈诗人推断,大众都是媚俗的,其情状当然可疑!讨大众欢心的诗歌基本上都是非诗,而只有被沈诗人认可的那个圈子的人写的诗歌才能叫“诗歌”,否则都是赝品。
而刚刚被大众认可的农民诗人余秀华则富有戏剧性地说:
“1、诗歌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说不出来,不过是情绪在跳跃,或沉潜。不过是当心灵发出呼唤的时候,它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
“2、“于我而言,只有在写诗歌的时候,我才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其实我一直不是一个安静的人,我不甘心这样的命运,我也做不到逆来顺受,但是我所有的抗争都落空,我会泼妇骂街,当然我本身就是一个农妇,我没有理由完全脱离它的劣根性”。
“3、但是我根本不会想到诗歌会是一种武器,即使是,我也不会用,因为太爱,因为舍不得。即使我被这个社会污染的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而回到诗歌,我又干净起来。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
——由余秀华事件所想到的(2)
余秀华出名后,这个生活在湖北横店村,以养兔子为生的女人,一夜之间成为亿万中国人的神话,她的诗歌以及她本人都成了诗界谈论的焦点。全中国能写几首分行的人几乎都在谈论她,人们谈纶她,羡慕她,嫉妒她,诋毁她。反应最强烈的还是那些自称是诗人的人。
余秀华的诗歌基本得到了肯定,这点毋宁质疑。可是仍然有人对余秀华的出名耿耿于怀,有的甚至不惜花时间,花精力收集余秀华写的那些涉及道德人品的诗。有的还给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央文明办写信反映余秀华的人品问题,并列举了种种余秀华的劣行。比如余秀华写的骂某某的诗,用种种事实证明余秀华是一个有“道德”缺陷和瑕疵的人。只可惜余秀华只是写写而已,并没有付诸行动。假如余秀华真的给某某生了一个儿子,或者余秀华和某某私通,那些卫道士们该是怎样的高兴。假如余秀华像那些诋毁余秀华的人那样,那么,推介余秀华的人岂不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假如余秀华生活作风有问题,是个伤风败俗道德败坏的人,那么《诗刊》以及推介编辑刘年岂不是大逆不道了!?
其实,余秀华依旧是那个横店村以养兔为生的余秀华,一个脑瘫患者,一个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说话口齿不太清的余秀华,一个坐在电脑旁用左手吃力的打字写诗的余秀华,一个被诗界大佬们定义的所谓“草根诗人”,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精英诗人,“草根”与“精英”在他们看来有巨大的差别。“草根”毕竟是“草根”,这些草根在他们看来是另外一个阵营的人(尽管有些著名诗人当初也被称作“草根”)。余秀华只是一个普通女人,她不是当代诗歌的旗帜,永远不是。标杆和旗帜只是某些人强加给余秀华头上的标签。
有人说,一个诗人他的人品应该胜过诗品,如果诚如他们所讲的人品真正高过诗品,估计当今世界一流的画家、艺术家、诗人、音乐家以及那些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在他们眼里应该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的人。比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一生奢侈淫异,自称两年寝处良家妇女与妓女二百余人(钱钟书《谈艺录》三联书店2001年版131页)。每征服一名女性后,还会从这名女性私处剪下或拔下一根“隐私物”,然后封存在一封信封中,并在信封上署上这名女性的名字,拜伦甚至还保存着一本“小黑书”里面专门登记着所有被他征服的女性的名字。
莫泊桑风流一生:“农庄姑娘、饭馆侍女、半推半就的寡妇、欲壑难填的太太、阿拉伯女人、黑人妇女、成熟的女市民”。哲学家罗素:“不顾高龄,仍在追逐他遇到的每一个穿裙子的人,他干这类事臭名远扬,甚于与年轻女仆,当着那些他屋里客人的面”。而视罗素为师长的艾略特,也曾被罗素“为老不尊”的风流深深伤害。罗素的这些丑事并没有影响罗素获“诺贝尔文学奖”。
歌德更和无数女人有染,他的129部作品多以自己的爱情生活为背景,且有亲笔所写的15卷日记可供索引。爱情之绚烂,与作品之浩淼,相映成趣。连中国的哲人周国平都这样评价歌德:“没有爱情,就没有歌德。”全世界研究歌德的学者不计其数,对于他背后的女人,至多评说一句:“歌德一生不停地爱上新的女人,可又在每次情欲汹涌时逃开了”,“每个女人的来到和离开都会给歌德带来灵感,结出文学的硕果”。
长期嫖妓,冷落折磨妻子,殴打性虐情妇,这些品质在中国人眼里恐怕就是个恶魔,可他偏偏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早在获诺奖的2001年,他在接受美国NPR电台采访时就坦承嫖妓一事。而诺贝尔看中的是他的成就,并没有过多的纠缠他的个人品德。
就连中国的大诗人李白也是烟花柳巷的嫖妓高手。而李白写自己携妓而游的诗文颇多,且描写都十分赤裸露骨。大诗人杜甫这样一位以为民请命为立身根本的大诗人,虽然不像李白那样明目张胆的嫖妓,但也偷偷摸摸的携妓夜游。“诗圣”毕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是人就得食人间烟火。白居易在杭州任上经常携妓外出游玩,留下多少风流韵事。白居易和元稹共享一名歌女,如此不堪的艳情绯闻并没有影响其在文坛的地位。
杜牧在当年在十分繁华的唐代四大“红灯区”之一的扬州。饱览了青楼妓院的大好春光,尤其喜爱一位十三岁的雏妓。后来杜牧离开扬州时,还写下了著名的《赠别》。宋代词人柳永以青楼妓院为家,是宋代词人中逛过青楼次数最多的人。元末民初的著名诗人杨维桢不仅是一位嫖妓的高手,而且还酷爱妓女一双秀美的小脚。
可以设想,某些艺术家(音乐家、画家、哲学家),某些诗人其实都不是什么道德完善者,并没有什么高尚的人品,人品高过诗品的说法不过是痴人说梦。当代的某些诗人其人品并不比古人和西方人好多少,我在这里自不赘述。
我有时在想,他们对一个被冠于“脑瘫”的“草根诗人”余秀华,不余遗力的进行道德审判,我甚至想,假如余秀华从高高的空中跌落下来,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该是什么样子?哪些人高兴?可以肯定的说,诗界的某些诗歌精英们很高兴。因为在他们看来诗歌是少数人的事,岂能一个乡间村妇所能事?一些打着民间旗号,丧心病狂的诋毁余秀华的人高兴,因为余秀华的地位实在是太低下、太普通、太平凡,。假如余秀华是被某个网络诗刊、网络诗选,民间诗刊,民间诗人发现并推举出来的,那些民间诗人的代表者岂不是高兴死了?骄傲死了?高兴过头了一不留神成了范进中举那样的人,那岂不是太悲催了!
让我奇怪的是,余秀华事件反映最强烈的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那些口口声声代表民间草根诗人的民间力量,更是中国诗人内部。不服的,对这个脑瘫女诗人厌恶的,不屑的,不值得一提的,惊喜的,惊愕的,看到余秀华不仅连续占据各主流媒体的版面,还免费为其出版了的两部诗集。这让那些写了一辈子诗歌至今寂寂无名的人情何以堪?
在诗歌远离人民大众被边缘化的今天,要想把诗歌从冷宫中拯救出来,这次余秀华事件《诗刊》、《人民日报》可谓是“用心良苦”、“用力过度”,几家大报大刊联合发力,终于推出了一个“脑瘫女诗人余秀华”。
不过我还是想问:中国有那么多身体健全的诗人,他们究竟到哪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