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诗界异常热闹，因为出了个农民诗人余秀华，一时间中国诗界各种人物粉墨登场，演绎了一场又一场众说风云的“诗歌秀”。有热情捧场的，更有提着大棒的，有把余秀华吹上天的，也有恨不得让余秀华下地狱的，各路诗人纷纷亮出杀手锏，对余秀华事件或进行围剿或进行声援：

最早发声的著名诗人沈浩波在微博上写道，“仅就诗歌而言，余秀华写得并不好，没有艺术高度。这样的文字确实是容易流行的。这当然也挺好，只不过这种流行稍微会拉低一些诗歌的格调”。

看了沈诗人的言论，有人大声惊呼：沈大诗人还好意思评说余秀华的诗歌“拉低一些诗歌的格调”，沈大诗人大概是忘了当年自己的《一把好乳》不知把中国诗歌拉低了多少倍！沈诗人说这话也不嫌寒碜。

与此同时，沈诗人还将余秀华的诗歌与打工诗人许立志（去年坠楼身亡）的诗歌进行对比后说：“后者(余秀华)把苦难煲成了鸡汤，不是个好诗人，所以大众必会持续喜欢，热泪涟涟。眼泪这东西，确实是世界上最廉价的事物”，沈诗人言下之意大众持续喜欢的“都不是好诗人”。

沈诗人在《冷看大众狂欢下的“诗人”》中，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说：“今天的大众，是更加庸俗、功利、伪善的一群”。“构成“脑瘫诗人余秀华”这个词组时，我有一种深深的厌恶感，这是一场对平庸诗歌的赞美运动”。也就是说余秀华的诗歌是平庸的，那些喜欢余秀华诗歌的大众都是庸俗、功利、伪善的，而炒作余秀华就是对平庸诗歌的赞美。

沈诗人大概忘了自己也是大众中的一员，不能因为写了几百几千首诗歌，就把自己从大众中剔除出去，或者干脆把自己凌驾于大众之上。沈诗人还把《冷看大众狂欢下的“诗人”》，这“诗人”二字用引号引起来，让人觉得加了“诗人”引号的都不是什么好诗人，只有沈诗人那个圈子的少数人才是真诗人，才有资格和权利界定谁的诗歌好，谁的诗歌坏。

我不知道沈诗人何以那么大的底气，他完全把自己放在了大众的对立面，他认为今天的大众都是伪善的，而只有像沈诗人这样的精英才配谈诗歌，才配欣赏诗歌，才配讨论诗歌。

不知道沈诗人的优越感从何而来？仅仅因为那些让大众铭记的诸如“一把好乳”之类的诗歌吗？沈诗人还说：“事实并不出人意料，大众所赞美的诗歌，必然有其根本上的非诗的一面，媚俗的一面。诗人若不有意或无意的媚俗，怎能获取大众的欢心？诗人若是获得了大众的欢心，其情状当然可疑。”

据沈诗人推断，大众都是媚俗的，其情状当然可疑！讨大众欢心的诗歌基本上都是非诗，而只有被沈诗人认可的那个圈子的人写的诗歌才能叫“诗歌”，否则都是赝品。

而刚刚被大众认可的农民诗人余秀华则富有戏剧性地说：

 “1、诗歌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说不出来，不过是情绪在跳跃，或沉潜。不过是当心灵发出呼唤的时候，它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

“2、“于我而言，只有在写诗歌的时候，我才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其实我一直不是一个安静的人，我不甘心这样的命运，我也做不到逆来顺受，但是我所有的抗争都落空，我会泼妇骂街，当然我本身就是一个农妇，我没有理由完全脱离它的劣根性”。

“3、但是我根本不会想到诗歌会是一种武器，即使是，我也不会用，因为太爱，因为舍不得。即使我被这个社会污染的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而回到诗歌，我又干净起来。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

——由余秀华事件所想到的（2）

   余秀华出名后，这个生活在湖北横店村，以养兔子为生的女人，一夜之间成为亿万中国人的神话，她的诗歌以及她本人都成了诗界谈论的焦点。全中国能写几首分行的人几乎都在谈论她，人们谈纶她，羡慕她，嫉妒她，诋毁她。反应最强烈的还是那些自称是诗人的人。

   余秀华的诗歌基本得到了肯定，这点毋宁质疑。可是仍然有人对余秀华的出名耿耿于怀，有的甚至不惜花时间，花精力收集余秀华写的那些涉及道德人品的诗。有的还给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央文明办写信反映余秀华的人品问题，并列举了种种余秀华的劣行。比如余秀华写的骂某某的诗，用种种事实证明余秀华是一个有“道德”缺陷和瑕疵的人。只可惜余秀华只是写写而已，并没有付诸行动。假如余秀华真的给某某生了一个儿子，或者余秀华和某某私通，那些卫道士们该是怎样的高兴。假如余秀华像那些诋毁余秀华的人那样，那么，推介余秀华的人岂不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假如余秀华生活作风有问题，是个伤风败俗道德败坏的人，那么《诗刊》以及推介编辑刘年岂不是大逆不道了！?

其实，余秀华依旧是那个横店村以养兔为生的余秀华，一个脑瘫患者，一个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说话口齿不太清的余秀华，一个坐在电脑旁用左手吃力的打字写诗的余秀华，一个被诗界大佬们定义的所谓“草根诗人”，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精英诗人，“草根”与“精英”在他们看来有巨大的差别。“草根”毕竟是“草根”，这些草根在他们看来是另外一个阵营的人（尽管有些著名诗人当初也被称作“草根”）。余秀华只是一个普通女人，她不是当代诗歌的旗帜，永远不是。标杆和旗帜只是某些人强加给余秀华头上的标签。

    有人说，一个诗人他的人品应该胜过诗品，如果诚如他们所讲的人品真正高过诗品，估计当今世界一流的画家、艺术家、诗人、音乐家以及那些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在他们眼里应该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的人。比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一生奢侈淫异，自称两年寝处良家妇女与妓女二百余人（钱钟书《谈艺录》三联书店2001年版131页）。每征服一名女性后，还会从这名女性私处剪下或拔下一根“隐私物”，然后封存在一封信封中，并在信封上署上这名女性的名字，拜伦甚至还保存着一本“小黑书”里面专门登记着所有被他征服的女性的名字。

   莫泊桑风流一生：“农庄姑娘、饭馆侍女、半推半就的寡妇、欲壑难填的太太、阿拉伯女人、黑人妇女、成熟的女市民”。哲学家罗素：“不顾高龄，仍在追逐他遇到的每一个穿裙子的人，他干这类事臭名远扬，甚于与年轻女仆，当着那些他屋里客人的面”。而视罗素为师长的艾略特，也曾被罗素“为老不尊”的风流深深伤害。罗素的这些丑事并没有影响罗素获“诺贝尔文学奖”。  

   歌德更和无数女人有染，他的129部作品多以自己的爱情生活为背景，且有亲笔所写的15卷日记可供索引。爱情之绚烂，与作品之浩淼，相映成趣。连中国的哲人周国平都这样评价歌德：“没有爱情，就没有歌德。”全世界研究歌德的学者不计其数，对于他背后的女人，至多评说一句：“歌德一生不停地爱上新的女人，可又在每次情欲汹涌时逃开了”，“每个女人的来到和离开都会给歌德带来灵感，结出文学的硕果”。

   长期嫖妓，冷落折磨妻子，殴打性虐情妇，这些品质在中国人眼里恐怕就是个恶魔，可他偏偏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早在获诺奖的2001年，他在接受美国NPR电台采访时就坦承嫖妓一事。而诺贝尔看中的是他的成就，并没有过多的纠缠他的个人品德。

    就连中国的大诗人李白也是烟花柳巷的嫖妓高手。而李白写自己携妓而游的诗文颇多，且描写都十分赤裸露骨。大诗人杜甫这样一位以为民请命为立身根本的大诗人，虽然不像李白那样明目张胆的嫖妓，但也偷偷摸摸的携妓夜游。“诗圣”毕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是人就得食人间烟火。白居易在杭州任上经常携妓外出游玩，留下多少风流韵事。白居易和元稹共享一名歌女，如此不堪的艳情绯闻并没有影响其在文坛的地位。

   杜牧在当年在十分繁华的唐代四大“红灯区”之一的扬州。饱览了青楼妓院的大好春光，尤其喜爱一位十三岁的雏妓。后来杜牧离开扬州时，还写下了著名的《赠别》。宋代词人柳永以青楼妓院为家，是宋代词人中逛过青楼次数最多的人。元末民初的著名诗人杨维桢不仅是一位嫖妓的高手，而且还酷爱妓女一双秀美的小脚。 

   可以设想，某些艺术家（音乐家、画家、哲学家），某些诗人其实都不是什么道德完善者，并没有什么高尚的人品，人品高过诗品的说法不过是痴人说梦。当代的某些诗人其人品并不比古人和西方人好多少，我在这里自不赘述。

    我有时在想，他们对一个被冠于“脑瘫”的“草根诗人”余秀华，不余遗力的进行道德审判，我甚至想，假如余秀华从高高的空中跌落下来，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该是什么样子？哪些人高兴？可以肯定的说，诗界的某些诗歌精英们很高兴。因为在他们看来诗歌是少数人的事，岂能一个乡间村妇所能事？一些打着民间旗号，丧心病狂的诋毁余秀华的人高兴，因为余秀华的地位实在是太低下、太普通、太平凡，。假如余秀华是被某个网络诗刊、网络诗选，民间诗刊，民间诗人发现并推举出来的，那些民间诗人的代表者岂不是高兴死了？骄傲死了？高兴过头了一不留神成了范进中举那样的人，那岂不是太悲催了！

    让我奇怪的是，余秀华事件反映最强烈的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那些口口声声代表民间草根诗人的民间力量，更是中国诗人内部。不服的，对这个脑瘫女诗人厌恶的，不屑的，不值得一提的，惊喜的，惊愕的，看到余秀华不仅连续占据各主流媒体的版面，还免费为其出版了的两部诗集。这让那些写了一辈子诗歌至今寂寂无名的人情何以堪？

   在诗歌远离人民大众被边缘化的今天，要想把诗歌从冷宫中拯救出来，这次余秀华事件《诗刊》、《人民日报》可谓是“用心良苦”、“用力过度”，几家大报大刊联合发力，终于推出了一个“脑瘫女诗人余秀华”。   

   不过我还是想问：中国有那么多身体健全的诗人，他们究竟到哪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