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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舜旦:究竟该如何欣赏象征主义的诗歌

肖舜旦:究竟该如何欣赏象征主义的诗歌
——与圣童谈诗歌的“意象”与“观念”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 作者:肖舜旦
     



在《文学自由谈》(2012年第二期)读到了一篇“诗论”,而且是谈论 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似乎很有些纯文学的学术探讨气息。却不料看完之后,感到大跌眼镜,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粗俗无知的诗论。按理,一位谈论西方现代派诗歌的诗评家,对于西方现代诗的基本表现手法,如象征性、跳跃性、高度凝炼性诸特点应该有所了解,不至于像鄙人村夫那样对现代诗表现手法懵懂无知。然而,这篇谈论西方现代诗的“诗论”恰恰表现出一种对于西方现代诗鉴赏方面的极度无知,而且还口出狂言,喋喋不休,自以为是,实在让人惊叹!这篇“诗论”就是署名圣童的《断裂的“意象”与混乱的“观念”》。
  
文章先向我们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对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赞许和评价:“通过凝炼、通透的意象,它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但是,作者马上便对这评价表示怀疑,之后就作出了断然的否定——
  
“但他的‘意象’是些怎样的意象?他的‘现实’又是些怎样的现实呢?或者说,他是像塞尚那样‘把一个瓶子变成一个圆柱体’,还是像伟大的立体主义绘画坚实代表格里斯那样‘把一个圆柱体变成一个瓶子’。显然,西方评论界乃至诺贝尔评奖委员评委根本就没弄懂这两者间的区别,否则他们也不会作出特朗斯特罗姆是‘当代欧洲诗坛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这类非驴非马的评价了。”
  
这番话看过后让人非常困惑,其中的“瓶子”和“圆柱体”的具体含义究竟何指,确实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我不明白作者为何不能把话说得清楚些、朴素些,为何要如此故弄玄虚?特意在网上查了一下以前没听过的格里斯,原来也是一个印象派一类的画家,他的画作大都是一些几何图形,应该比塞尚更抽象、更注重一种形式感和装饰意味。把塞尚的印象画作与他的画作相比,塞尚简直可以称为是现实主义画家了。但即便这样临时“小补”了一课后,我还是没弄懂所谓“瓶子”和“圆柱体”的具体所指,看来这问题非常“高深”,且“专业性”很强,恐怕诺贝尔评奖委员评委们确实也会不明白期间的奥秘的,圣童先生的批评或许不无“道理”。好在圣先生接下来就有对具体诗歌的解析,;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高深莫测”到几近废话的“瓶子”和“圆柱体”的理论弃之不顾。就诗论诗,这就简单得多了。
  

圣先生特别评论了特朗斯特罗姆的《车站》,为便于理解,我把原文照录如下:
  
  一列火车驶入站台。一节节车厢停在这里
  但门没有打开,没有人上车或下车
  究竟有没有门?车厢内
  被密封的人群拥挤着来回走动
  他们从坚不可摧的车窗往外钉望
  外面,一个拎锤子的男人沿车走动
  他敲打轮子。轮子发出低弱的声音。但就在这里!
  这里声音在不可思议地膨胀:一阵雷鸣
  一阵大教堂的钟声,一阵周游世界的船声
  将整列火车和地上潮湿的石基托起
  一切都在歌唱。继续旅行吧!(李笠译)
  
虽然一般而言,象征主义的诗歌通常是很晦涩的,有的时候是很难解释的,但我看这首《车站》,感到诗人的表达还是比较清晰的,只要是稍有一些现代诗歌鉴赏经验的读者,应该不难抓住诗人的诗意情感之流的,至少要比圣先生的“瓶子”和“圆柱体”的表达更通俗。
  
诗中的“列车”完全可以作为“生活列车”的一种象征。生活的法则是严密而不可抗拒的,我们每个人都在这辆“列车”上顺着生活之轨前行,一切都是早已决定的,不可更改。这就是前面五句诗的基本意思。“火车”到了站台,出了些故障,只是临时停靠,等待命运的抉择。但每个已上车或没上车的人此时已别无选择。所以,列车停了,依然“没有人上车或下车”,甚至连“门”的有无都是问题,这意味着生活之“列车”犹如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切都无可违逆,因为车窗是“坚不可摧”的。后面“拎锤子的男人”的敲打,象征着命运之神(或生活之神) 的自我调整,之后,一切恢复正常。先是“发出低弱的声音”,列车重新开始启动了,随即这“声音在不可思议地膨胀”,象征着巨大动力的重新勃发,以至如“雷鸣”般势不可挡。“大教堂的钟声”象征着人类宗教信仰的追求和召唤(宗教信仰应该是很多西方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周游世界的船声”,一个比喻,或一种联想,与后面的“石基托起”、“一切都在歌唱”一起,构成一种重新踏上征程后的激情和亢奋氛围。
  
这首诗可以视为诗人对现代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隐喻式表述,这种生活状态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和神秘性。在诗人看来,人生是充满一种被动色彩的,甚至带有一种宿命感,生活的轨道和方向是无可选择的;但尽管如此,生活依然是充满激情和理想的,而并非悲观绝望的。我以为,也许这就是特朗斯特罗姆迥异于以前许多西方现代派诗人的地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艾略特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诗歌一个最大的主题就是表达人类生存困境“荒原”般的绝望感和荒诞性,但是,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文明的进步,这种绝望感和荒诞性今天应该有所淡化,并在总体趋势上朝向积极的方向演进。我想,这大概就是今天特朗斯特罗姆诗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意义,它表达的是现代西方人精神世界的一种新格局,已经完全走出了艾略特的压抑、灰暗和沉重的“荒原”世界,而走向了另一片新天地。这应该就是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在今天西方世界的文学精神意义所在。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在颁奖辞中提到的,特朗斯特罗姆诗歌“通过凝炼、通透的意象,它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这“新途径”就是指特朗斯特罗姆诗歌中通过种种奇异神秘的象征意象中所闪烁出的对生活的一种激情和向往,它们迥异于艾略特诗歌的灰色沉重的意象意义,因而具有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指向。
  
这就是我们从《车站》诗中读出来的内容,对于懂诗的人来说,这番解读应该不会有太多歧义吧。但是,在圣童的理解下,这首诗的内容竟然完全不可理喻,完全荒谬绝顶。
  
他认为在前面七句诗中,“作者竟用了四句莫名其妙、不着边际的‘意象’云山雾罩地了事了”,“作者甚至连叙事都没有做到‘清楚’”,“列车的故障因一次完全不着边际的敲打突然回到正常运转中来,它似乎带有了某种说不清楚的‘神秘’色彩……这竟然被认为是一种特朗斯特罗姆‘独有’的‘力量’了”;此外,针对特朗斯特罗姆的一段自我表述,“我并不以为我是一个更合格的宗教神秘主义者,而生活是神秘的,这,永远是诗歌的前提”,圣先生又提出他的质疑:“这种神秘是什么?其本质是什么?他没有交代。”
  
面对这种近乎无知无理的“质疑”,我只能为圣先生的“勇气”感佩!因为这根本不像是懂诗的人提出的问题。稍有诗歌常识的人就应该明白,在诗歌(尤其是西方现代派诗)欣赏中,怎么可以用“叙事清楚”来苛责诗人?不要说西方的象征派意识流诗歌,即便在中国古代的许多传统古典诗歌中,想要寻找到圣先生的“叙事清楚”,都是“难于上青天”的。比如在李商隐脍炙人口的《锦瑟》诗中,何曾有“叙事清楚”?即便在李白的那首叙事色彩浓厚的《梦游天姥吟留别》里,你也休想从“叙事清楚”的角度来确认诗的价值。诗歌的本质是跳跃而凝炼的,是通过跳跃的意象来表达诗人情感的,也许除了少数的民歌体叙事诗讲究“叙事清楚”外,天底下没有几首优秀的诗歌是以“叙事清楚”作为基本衡量标准的。可在圣童先生这里,“叙事清楚”竟然成为了诗歌的基本要求,岂不怪哉!
  
此外,圣童先生对于特朗斯特罗姆“生活是神秘的”这一观点的质疑也是极其荒谬的。当一位诗人认为生活是神秘的时候,一定是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心或一种未知的敬畏感,正是这种对生活的好奇心和敬畏感使得诗人产生创作灵感,这一点应该是很好理解的。可圣童先生竟然认为“这种神秘是什么?其本质是什么?他没有交代”,可是,难道这种问题还需要交代吗?还能够交代得清楚吗?即便不从诗人的奇思异想的角度,就从宇宙基本生存的哲学角度来说,这世界也充满了太多的神秘感和未知因素,这难道还需要或还能提出怎样的解释吗?再从人的生存命运角度来说,神秘感也是显而易见的,偶然必然的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有几人能把这一切理清呢?生活是神秘的,本质也就是神秘的,就正如特朗斯特罗姆《车站》诗中所揭示的,列车简直是毫无理由地突然停了,又突然好了,人们拥挤在这辆生活列车上,不能上也不能下,但却都莫名的兴奋,莫名的期待,期待着“周游世界”,这就是特朗斯特罗姆诗中所揭示的生活的本质,神秘的本质,这也就是象征主义诗歌惯常的表现方式之一。不知还要如何表现才符合圣童先生心目中的“交待”呢?


除了《车站》外,圣童先生还严厉批评了特朗斯特罗姆的另一首诗《树和天空》,诗歌原文如下:
  
  一棵树在雨中行走,
  在倾洒的灰色中匆匆走过我们的身边
  它有急事。它汲取雨中的生命
  就像果园里的黑鹂
  
  雨停歇。树停下脚步
  它在晴朗的夜晚挺拔的静闪
  和我们一样它在等待那瞬息
  当雪花在天空中绽开
  
我们来看看圣童是怎样解读这首诗歌的:
  
首先,他就单刀直入的质疑:“‘一棵树’怎么在雨中‘行走’?”
  
这一问实在问得离奇,问得天真!哪里像是一篇现代“诗论”应该提出的问题。殊不知,在诗人的心目中,树不仅可以在雨中行走,甚至还可以在天上跳舞,这难道还需要解释吗?诗人随心所欲的想象力圣童先生竟然如童蒙未开一般毫无所知,居然把这当作一个“宇宙大发现”一样郑重其事地提出来,而且说得煞有其事的,瞧瞧他接下来怎么质疑的吧:
  
“如果我们将自己置换于作者当时所在的场景中去:一种是,会见到雨水中的乌云在风的吹动下快速推进,这种推进可能会让作者理性地‘意象推论’而不是非常自然地‘感受’不是雨中的云在走,而是天空下的一切在走,但仍然不会是地上的一棵树在‘走’;另一种是,作者乘坐于车内,在雨中飞驰,这时作者相对性地‘感到’道路两边的树‘匆匆走过’……但即便如此,作者也必须将‘场景’交代‘清楚’。”
  
这哪里像是在谈诗,这简直是公安人员在犯罪现场研究犯罪心理,或者是在怀疑一篇纪实散文的细节真实性的问题。这样论诗实在连诗歌的“门”都没摸着,还竟然要求诗人“必须将‘场景’交代‘清楚’”,实在不可理喻。
  
真正的诗意是:诗人透过密密的雨帘感觉到雨中的树木生机勃发,仿佛也在追求某种崇高的目标,它们从雨水中汲取力量,然后又匆匆前行,这里的问题岂止是圣童先生怀疑的“树”怎能“行走”,它们甚至还像黑鹂鸟一样竟然展翅飞翔呢,我想,这一点,圣童先生是更加不能理解的吧!
  
还有更搞笑的质疑是圣童先生对第二节诗的理解上:“‘当雪花在天空中绽开’。‘雨’忽然就‘变成’了‘雪’。是雨雪短时间交替,还是雨和雪的两个季节在交替?如果是地域性气候所制造的‘情节’,那么这样的‘特性’就需要向读者说明……”“‘树’要等待什么‘瞬间’?……‘我们’为什么要等待‘雪花’在天空中绽开的‘瞬间’呢?特朗斯特罗姆在《树和天空》中没有能够将他的‘感受’交待清楚。意象产生了巨大的、无法依靠读者自身的‘想象’去弥补的‘断裂’,由此产生的‘突兀’令人难以忍受。”
  
对于这样的质疑我不禁想起庄子的“夏虫不可语冰”的讽刺意义,圣童先生如此解读诗歌的水准实在与诗的本质太隔膜,距离太遥远了。
  
第二节的诗意理解应该是这样的:雨停了,在晴朗的夜色中,树们似乎也停下了白天匆忙的脚步,静静的休憩着,一面又展示着它们生命的美丽;同时,又与人类一样,静待着生命奇迹的瞬间的神秘性的出现。这应该就是诗句“雪花在天空中绽开”的象征意义所在,而圣童先生竟然把它机械的等同于“雨雪的交替”或“雨和雪的两个季节”的交替,指责它们意象上的“断裂”和“突兀”,实在离题太远,实在是不配谈诗,实在连诗歌鉴赏的最基本素质修养都不具备。
  
其实,从诗歌意象本身的效果来说,与《车站》的那种史诗般的庄重、沉稳风格相比较,
  
这首诗的意象显得更奇特、美丽、灵动,尤其是第二节的表达,更是显得奇诡、绚烂、典雅。此外,两首诗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体现了诗人“生活是神秘的,这,永远是诗歌的前提”这一诗歌主张。无论是“列车”的开开停停,还是树木雨中的奔走或静夜中的“静闪”以及等待“雪花”天空中的“绽开”,都揭示了生命的神秘和奇迹以及生命的美丽。
  
此外圣童先生还批评了特朗斯特罗姆的第三首诗,同样的生拉硬拽,不讲诗理,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圣童先生除了针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进行了所谓“严厉”地批评外,还试图从理论上将诗人彻底否定。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了解了圣童先生的诗歌解读水准,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诗歌理论批判是如何轻率、荒谬以及漏洞百出的。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主张是:“诗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再认识,而是幻想。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诗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
  
对于这种主张,圣童先生断言,“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观念同样逻辑混乱”,而他自己的“逻辑”不“混乱”的理论依据则是:
  
“如果‘诗’只是对事物的‘感受’那么它就不可能再是‘幻想’……幻想是A可能借助B产生的虚妄。而且,‘诗’若是‘幻想’,它就必然丧失认知上的客观态度。‘幻想’与‘精神生活’并无统一本质,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揭示’了。……而事实是,‘诗’只要还‘塑造’、还‘揭示’,那么它就必然是通过感受……而后才能采取的行动,通过‘揭示’才能切实的‘塑造精神生活’。这里的‘精神生活’如果仅仅属于幻想,那么它就还是空虚以致虚妄。”
  
在这番理论里,我首先就必须指出圣童先生所犯的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偷换概念。圣童先生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竟然武断地把“幻想”这个概念定义为贬义词,认为这是一种“虚妄”的情感,由此而否认诗歌创作中“幻想”的意义,甚至也否认了诗歌中“想象”的意义。因为他只承认“感受”,而根本不谈其他,根本不谈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想象”的作用;所以,在他否认“幻想”的同时,实际上也就否认了想象的作用。一个谈诗谈文学的人,居然不谈“想象”的意义,这样的“诗论”,还有任何逻辑性可言吗?

而事实是,在诗歌创作语汇中,“幻想”的实际意义就是中性词“想象”的同义词,而本不该与贬义词“虚妄”发生任何关系。即使退一步来说,就算是一种“虚妄”的情感,但这种“虚妄”情感在诗学、美学角度上依然可以是美的,依然具有一种“塑造精神生活”的深刻意义。正如大家都熟悉的诗仙李白的无酒就无诗的故事,酒精作用下的幻觉,幻想,绝对带有十足的“虚妄”色彩,但这并不影响李白诗歌中的“精神生活”内涵及其诗意之美;再如西方也曾经有许多的诗人甚至要在毒品的刺激下,才能写出美丽的诗篇来,这同样说明了即便是“虚妄”的艺术“幻想”,也不是像圣童说得那么不堪。
  
但是,在圣童先生谈到的诗歌创作中的“感受”“揭示”与“精神生活”“幻想”的关系中,他就是主观的认为,诗歌揭示的“‘精神生活’如果仅仅属于幻想,那么它就还是空虚以致虚妄”,认为“‘诗’若是‘幻想’,它就必然丧失认知上的客观态度”,即完全把诗歌创作中的“幻想”与“感受”对立起来。在他的逻辑下,既然是“感受”,就不能有“幻想”;既然是“幻想”,就“必然丧失认知上的客观态度”,也就是说不可能有真正的“感受”了。所以,“幻想”中产生的“精神生活”也就毫无意义了,必然的只能是“空虚以致虚妄”。
  
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诗人的天赋就在于他的想象力,而艺术家的想象力其实往往与“幻想”脱不了干系的,即便是虚妄的“幻想”又如何?照样产生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
  
李白在酒精刺激下的“虚妄”的诗意灵感,也并不“必然丧失”李白“认知上的客观态度”,他的诗依然给我们无限美好的“精神生活”的艺术享受。吴承恩的《西游记》也应该算是在现实生活感受下的一种典型的“幻想”结晶,其中“虚妄”的成分不言而喻,但是,吴承恩照样通过“感受”,通过“虚妄”的“幻想”,揭示出了唐僧西天取经的“精神生活”,它的意义其实并不给人“空虚以致虚妄”的感觉,而是妙趣横生,寓意深远。类似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不胜枚举,这只是基本的文学常识,说多了只会让人觉得无聊。但是,圣童先生竟然如此大言不惭地诋毁诗歌创作中的“幻想”(或想象)意义,简直毫无常识,实在让人目瞪口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圣童先生的所谓“诗论”实在是不通之至;但是,他自己的感觉却极其良好。所以,他敢于对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甚至不屑一顾,实在狂放之极。在他文章的结尾部分,他竟然是这样高傲地评价特朗斯特罗姆的: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创作原则,正如他对诗本质的理解,是在不停地因‘感受’而去‘幻想’。非常遗憾,我只能坦白地说,他还不懂得诗为何物——这绝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当下这个世界许多的人所共存的问题。”
  
特朗斯特罗姆在他的眼里竟然是“不懂得诗为何物”的人,以此类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竟然把巨额文学奖金颁给这不懂诗的人,这岂不是2011年世界文坛的惊天大骗局,而发现者竟然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圣童先生。这个“玩笑”是不是开得太大了,典型的“国际玩笑”。但是,有一点必须弄清,玩笑的肇始者是谁?究竟是特朗斯特罗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还是在《文学自由谈》上口出狂言的圣童先生?
  
诗歌创作需不需要“想象”,或者说需不需要“幻想”,这种基本文学常识,难道还需要通过争论才得以明辨是非吗?我们常说,诗人是需要有一颗“童心”的,这里的“童心”强调的其实就是一种直觉、“幻想”的能力,它往往是超越于正常的理性思维而存在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希腊神话是人类美丽的童年时代的诗,它是不可复制的。强调的就是希腊神话是人类在缺乏科学技术、科学理性条件下的远古幼年时代,让想象力充分张扬所达到的巨大成就。处于童年时代的人类是充满想象力的,或者说是充满“幻想”力的,而正是这种“虚妄”的“幻想”才造成了人类童年时代最美的诗——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才形象生动地揭示了那个时代人类的“精神生活”。想象或幻想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而绝不是像圣童先生所说的那么“空虚甚至虚妄”。 而在现代高科技高理性时代的人类社会,人类的“想象”力或者说虚妄的“幻想”能力已渐趋式微,所以,诗歌的命运也趋于式微,而真正的诗人已属凤毛麟角,所以,现代人类再也无法重现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学事业的辉煌,希腊神话和传说注定成为人类历史文化的绝响。缺乏真正的想象力,缺乏灵动而天真的“幻想”力,这就是现代诗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而自以为深谙诗歌之道的圣童先生,竟然全然否认诗歌创作中的“幻想”意义,竟然指责特朗斯特罗姆的“幻想”诗歌理论是“不懂得诗为何物”的“混乱逻辑”,是“割裂的‘意象’”与“混乱的‘观念’”,真正是要将现代诗歌已经摇摇欲坠的命运再来一次“落井下石”的施暴及摧残;而这样做了以后,居然还敢以诗歌的护卫者自居,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圣童先生在文后自称他已经出版了三部诗歌专著了,而在文章的署名后还加注了他的国籍“澳大利亚”,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圣童先生已经是国际著名的诗歌研究专家呢?从他叫阵特朗斯特罗姆的勇气、挑战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豪放气势来看,对此,他一定是自命不凡、踌躇满志的;只可惜这番“勇气”和“豪气”实在缺乏谈诗论道的底气和资本,结果只成为了一种无知者无畏的“口出狂言”而已。不客气地说,圣童先生的这番“诗论”,只能用“轻率、武断、狂妄,违背诗歌常识”一类言词来定性,如果流传出去真正“与国际接轨”的话,恐怕只剩下出乖弄丑、贻笑大方的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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