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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亮:重读《青年诗人谈诗》

“白金和乌木的气概,一种混血的热情”
——重读《青年诗人谈诗》 作者:胡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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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是不是也有其少年期呢?这个问题自然不消回答。当我翻开《青年诗人谈诗》,那些在页面之上、纸张之间跳动着的决绝、粗粝和莽撞,就连带把我也捎回了自己的少年期。啊,少年期,少年期,这是每个人回忆中的野蜂蜜,甜,带着涩,混合了绿林与水浒的香味……然而,当我们终于成年,当一个时代终于成年,谁愿意绕开鼎盛期的辉煌,转而细数那一星两星纤细的幼火?所以,到了今天,像《青年诗人谈诗》这样的旧籍,已经渐渐被淡忘。

《青年诗人谈诗》印行于1985年,收入北岛以降二十九位诗人五十一篇诗论,是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之一种。“未名湖丛书”,我们知道的还有弥足珍贵的《新诗潮诗集》上下册,颇有当时已风行的“走向未来丛书”的新锐触角和简朴风格。当然,与其说这是书,还不如说是小册子,内部备忘录,只出一期的民刊,或者像编者老木——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所标明的那样,“教学参考资料”。当然,老木的初衷正是将此书作为《新诗潮诗集》的一个附录,一个副本,或者一系列并非完全对应的笺注。所以,这套书被一起摆放在一架平板车上,平板车呢,由几个高年级同学摆放在北京大学的三角地。三册售五元。刚刚入读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陈国平,立即借钱买下,“这套书……使我下决心做一个诗人” 。这个陈国平,果然做一个诗人,就是后来兼擅批评的西渡。这不是孤例,风吹过的地方都有传奇……同为85级的褚福军,也在相似的摇撼与刺激之下,顺应生活自身的激流,后来成为了大名鼎鼎的戈麦:将诗稿扔进厕所、将肉身沉于万泉河的戈麦。

在此之前,我并未读过《青年诗人谈诗》。所谓重读,不过是语境替换之后的第二次凝视而已。所以,我面对的已经不是毛茸茸的现场,而是一堆历史性文献,是余温,回响,以及某种可能性。我说“某种可能性”,包含着隐晦的虚荣心:在这次重读中,我,作为沃尔夫岗•伊塞尔(Wolfgang Iser)所说的“暗含的读者”,将逐渐具体地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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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北岛是作为最初的中心,或者说重心,出现的。全书开篇就是他的无题短文,——还有更短的短文,比如后面出现的严力的诗话、田晓青的语言论、崔桓的一篇论文提纲。但是,没有比这篇短文更重要的了。北岛以他独有的冷硬、直截和果敢,宣布了人的觉醒:“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 这个表述有赘词,有赘语,然而在赘词与赘语的涌溅之中,我们感知到一种急迫、时不我待和敢为天下先。与此同时,在人的觉醒与民的驯顺之间,已经产生巨大的龃龉。正面的倡导潜藏着负面的批判,诗学的矛头陷入了政治学的软肋:这让北岛成为一个英雄。所以,诗人,很多时候有待特定时代的成全:才气也需要运气。同收入本书的另外一些文章,比如骆一禾的《春天》、海子的《民间主题》,那种撒豆成兵般的思想和语言,已经远远超出北岛此文,然而,这个事实一点也不影响我们更高地评价北岛。所以,紧接着,舒婷就以《生活、书籍与诗》和《人啊,理解我吧》两篇文章与之相呼应:“愿所有对自由的向往,都有人关注”,“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更多的呼应还要陆续达成:江河,林莽,梁小斌,王家新……连顾城,这个将全部热情和灵魂“系在昆虫翅膀上”的诗人,也在《剪接的自传》中出人意料地写道:“我所属于的一代人,是必须奋斗才能存在的一代人。”这个话题,下文还将重新拾起,这里姑且打住。

2
我曾经将今天派诗人分为左翼和右翼:对抗美学与非对抗美学。北岛,多多,芒克,“虽千万人吾往矣”,正是典型的左翼人物。那么舒婷和顾城呢?被人为地“选择”为右翼人物。现在看来,持这个观点,正说明我还没有能够完全洞悉六七十年代的秘密。

舒婷讲到,为了惩罚课堂上的母爱教育,她的班主任被调到一个僻远的山区。母爱是自私的,不纯洁的,资产阶级的:一个革命者就这样分了心,走了神,落了后。面对此类荒谬,舒婷的申辩气质和叛逆精神与生俱来。她发誓要写一部艾芜《南行记》那样的书,“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我们并没有等到这部证词。但是舒婷已经可以问心无愧:“老师,假如爱是你的罪名……那么,它仍是我今天斗争和诗歌的主题。”对爱和人性的坚持,给舒婷带来了今天已经难以想象的大麻烦。“四五”运动之后,全国范围追查“反动诗词”,老父亲恳求舒婷烧掉诗稿,她回答说:“不是还有哥哥和妹妹吗?你就当我这个女儿已经死了吧。”这个回答,让我想起另外一个十二月党人般的故事。当年,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四合院里,李南、桂桂、程玉——唉,她是程潜的小女儿——等人第一次为《今天》工作时,北岛与她们进行郑重的谈话,末了说:“如果有人找你们麻烦,你们什么也别承认,都推到我和芒克头上。” 北岛的话激怒了这几个女青年,而舒婷,则伤害了提心吊胆的老父亲。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站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齐整的小分队。

说到烧诗稿,顾城的回忆也许溢满了欢乐。1969年,顾城十三岁,他跟随下放的父亲,诗人顾工,从北京来到一个干草和泥土的村落。爷儿俩在猪棚里对句,写诗,然后裹入稻草塞进土灶,——到了现在,每念及此,我的耳边都充满了字与词的吱吱尖叫。“火焰是我们诗歌的唯一读者。”也许小顾城认为,诗稿本就是柴禾:父亲的沉痛经历还不能,也没有必要,说服他也必须谨小慎微,……更加谨小慎微。直到后来,“他打碎了迫使他异化的模壳,在并没有多少花香的风中伸展着自己的躯体”。连在被抄家后唯一剩下来的书,法布尔,也不能安抚这个躁动的灵魂了。1979年,他写出了《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所以,顾城并非只是一个唯灵浪漫主义者。他后来隐居在法布尔里面,隐居在花岛、水乡、碱地和麦田里面,隐居在豆荚、狐狸和爬虫里面,其实是为了寻求绝对的自由。当这种绝对的自由忽然成为不可能,他体内潜藏的暴力就如同一只轻易的气球,张嘴就吹大,吹大就炸裂。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兰激流岛,顾城将斧子砍向了妻子谢烨。如果顾城没有去国,斧头将砍向哪里呢?他也许将证明:他不是凶手,而是一个试图躲起来的十二月党人,逼慌了,甚至可以站在小分队的最前面?
既然如此,何必分左翼与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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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再次提及田晓青,这可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在短文《诗•语言》中,他写到,“除非迫不得已诗人竭力避开语言”,“语言是诗人的最后手段” 。事实上,他正是那个最吝惜笔墨、最漠视发表的诗人。翻开《新诗潮诗集》,在他名下,我们能够幸运地读到五首半。我喜欢《失去的地平线》:一代人的无力感之歌,一线希望之歌,破灭和挽留之歌。至于《季节的传说》,由于生硬地袭用《荒原》,很快让我皱紧了眉头。当然,最好的还是长诗《伟大的闲暇》,虽然是节选,已足以让人惊艳:短句接长句,快板加慢板,色、情、禅的漩涡与瀑布。除此之外,二十五年来,我们在应该读到的时候,几乎都读不到他的任何作品:从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知青诗抄》,到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被放逐的诗神》。他就这样消失了,由一个退役者,变成了不知所踪的皮货商和广告人,混杂于芸芸众生,不求闻达,怡然自得。后来,同为《今天》早期成员的徐晓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谈及田晓青:

  写作对于我,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生活的逃避,我指望通过写作梳理自己,表达
自己,提升自己,而晓青远没有我这样功利,他渴求的仅仅是一种状态。他之所以
十几年如一日,平和冷静地面对琐碎,就因为他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状态。这不是他
为写作设计的,而是他为自己的生命设计的。这是他自己和自己做的一笔交易。用
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是他的压仓物,他因而不会像顾城那样翻船。晓青一定从中
领略到了别人所无从领略的境界,所以,他知足常乐,他的这种别无所求常常使我
感动。

由此可见,田晓青已经得到大自在。我们不必追问他的长诗足本以何种方式、在何种范围流传,也不必索隐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将此诗认定为“八十年代汉语写作的顶尖之作”。让我们记住他的叮嘱,“呵,人们,请不要以你们的余生揣度我们伟大的闲暇”。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放开田晓青,继续阅读《青年诗人谈诗》,来到柏桦的《我的诗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是不能写的,只是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动用了这种形式”;再往下走,来到岛子的《与新诗探索者印证》,“诗是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动用的一种形式”,我们就会再次领受那些奇妙的心心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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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王家新要提前出现。因为正是此人,将北岛式对抗美学注入了俄罗斯式对抗美学的大海。在《沉思》、《关于诗的一封信》、《谈诗》三篇文章中,王家新关于技艺的表述,无论是“诗是经验”,还是“写的是现实而又把人导入超现实的境界”,是“非个人化”,还是“无理之妙”,不管是一种归总,还是一种创设,都是次要的,附丽的:相对一个精英主义抱负。他更为强调的是,“从笔尖上开始一点一点地滴下自己的血”,让作品“从内部透出思想的火光”。所以,如果真有一个今天派,如果今天派真有一个发轫期和发散期,我愿意把王家新作为今天派发散期的代表性人物。

到了后来,葆有一种俄罗斯式对抗美学态度也能成就一个沉痛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那“轰响的泥泞”来到了王家新的北京 。

忧患的,控诉的,承担的王家新,“流亡”的王家新,他也曾经以空灵冲淡的组诗《中国画》,“浑然坐忘于山林之间” ,为当代诗第二浪潮贡献了水花。

但是,他终于不能成为第三代人。

5
当代诗的第二浪潮,是以对传统的自觉为前提的。

从《生活、书籍与诗》一文来看,早在七十年代,对于舒婷而言,李清照、秦少游与普希金、泰戈尔就已经是具有同等效应的影响源。但是,她是不自觉的。到了1984年,顾城在《诗话录》中回答王伟明说:“传统在我们身上生长,挣扎,变得弯曲,最后将层层迭迭开放出来,如同花朵。”顾城已经有了认识的自觉,但是并没有促成写作的自觉。同时具有两种自觉并成功实现文本生成的是江河和杨炼。在《随笔》中,江河不点名地提及一位伟人的诗学,古典加民歌的诗学,并称之为“形式主义者”;然后他写到,“传统永远不会成为一片废墟。它像一条河流,涌来,又流下去。没有一代代个人才能的加入,就会堵塞”。这与杨炼在《传统与我们》中的表述何其相似乃尔:“传统……像一趟用看不见的挂钩连接起来的列车,活在我们对自己环节的铸造中,并通过个人的特性显示出民族的特质。”江河与杨炼的传统:一种现在进行时态的传统。在写作中,半个江河留在《今天》,半个江河来到这片曾经属于盘古、女娲、夸父、后羿和精卫的厚土中间,小心翼翼地接过一代代传过来的古精灵。于是,我们就读到了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不仅仅是重写神话,而是打探我们心灵的根源。1999年9月,太原,我和潞潞忽然谈及江河,他马上激动起来:“多么好的诗人!”后来,江河选择出国:肯定不是为去接受异域文化。许多年过去了,他是否仍然如同翟永明在一篇美国旅行记中提及的那样,住在纽约那个“意大利黑手党控制的小区里” ?他还写诗吗?或许憋坏了?为什么宁愿忍受?……他消失得比田晓青还要彻底。至于杨炼,他整个儿都来了,披肩的长发如此艳丽,如此热烈。随着其全部作品的陆续出版,我们已经逐渐看清楚,当年轰动一时的中型组诗《诺日朗》,不过是巨型组诗《礼魂》的一个局部。对,甚至连《半坡》和《敦煌》也只是一个局部。杨炼这种穷尽和坐拥的气魄,以及他的华彩、恣肆和冲动,慑服了一代更年轻的诗人。在《青年诗人谈诗》的作者简介中,我们屡屡读到这样的夫子自道:“受到江河尤其是杨炼的影响进行史诗的探索。”

循着《青年诗人谈诗》的交叉曲径细加清理,江河和杨炼的后继者大约可以分划为三个向度。其一,以石光华为代表。他认为要肯定杨炼比否定他更加困难。在一封书信的摘段里,他指出杨炼的作品与中华民族的“实践理性”相悖。为此,他稍微推开后者,“在一弯月亮、一脉清风、一声蝉鸣中,感受和发现了无限和永恒”,最后臻于“物我同一”、“仁礼一体”之境。诗: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石光华一步一步剔除杨炼的暗示,从《东方古歌》、《混沌之初》来到了《黑白光》,自诩《黑白光》“希望使抒情诗获得某种未来的意义”。然而,这些作品,今天已经难以得睹。翻开《后朦胧诗全集》,读到的将是石光华的另外一批作品,应该更加成熟,“看山水一片清明” 。与石光华参差相近的,还有宋渠和宋炜——他们的诗与文总是共同署名。这一次,他们带来《这是一个需要史诗的年代》,作为全书的压轴戏。宋氏兄弟强调了“思索”的力量,认为比“觉醒”更重要。但是他们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那种旧式文人的家居无为生活,散淡与雅致,珍惜与满足,似乎并无“思索”的容身处,——也许,这正是“思索”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宋氏兄弟这一批作品的背后,存有一个神秘的“柴氏”:比如,他们有一首诗,《与柴氏在房山书院读几册旧藉》;另有一个组诗,《戊辰秋与柴氏在房山书院度日有旬,得诗十首》。柴氏何许人也?这已经成为当代诗历史上的另外一个谜。翻开《后朦胧诗全集》,当我们读到宋氏兄弟的《门户之见》,“门关户闭,宅第一派清明” ,明知不是,仍然乐于将柴氏指认为石光华——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妥当。其二,以牛波为代表。这位画家诗人,抛出《略论青年诗人的‘古老’以及关于正常生长的一般性看法》,他的纸页与厚书之论,与江河、杨炼如出一辙。但是请注意,他转而又提出,“一切就在我们之中存在着”,“任何一件新制造的东西上都描绘着古老”。所以,他从新式电锅上看到了鱼形纹,而他就愿意直接写一写这口新式电锅。这种态度,似乎再次刷新了诗人们的传统观。后来,唐晓渡和王家新主编《中国当代实验诗选》,以牛波开卷,绝非偶然也。其三,以海子为代表。这个大质量的天体,曾经也是一颗小卫星。他提交的《民间主题》——目录上错列为《谈诗》,后面又误将该文标题及篇前引诗混入正文——其实就是长诗《传说》的序言。这首长诗,海子用以“献给中国大地上为史诗而努力的人们”。海子的思想和语言从来都是非线形的混沌系统……如同天风海涛,钻石滚动……让我们来倾听其中较为清晰的吉光片羽,“是啊,这世界需要的不是反复倒伏的芦苇,旗帜和鹅毛,而是一种从最深的根基中长出来的东西”,“史诗是一种明澈的客观”,这些观点与其他诗人并无大异。但是,很快,被唤醒了史诗冲动的海子就从印度沿用另外一个词语作为自己的理想:大诗。所谓大诗,在海子看来,必然超越民族和国度,乃是人类之诗。骆一禾在海子《土地》代序中曾经谈到海子大诗的文化背景:从西方古代史诗向东方古代史诗——主要是《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转换;以及其想象空间:东至太平洋以敦煌为中心,西至两河流域以金字塔为中心,北至大草原南至印度次大陆以神话线索“鲲鹏之变”贯穿的广阔地域。 海子有此抱负,所以很快就从《传说》来到梦想中的《太阳•七部书》。这固然不是江河、杨炼所能梦见的,也不是海子所能胜任的。所以,他在《诗学:一份提纲》中表达了“一种隐约的欣喜和预感”:“人类经历了个人巨匠的的创造之手以后,是否又会在二十世纪以后重回集体创造?!” 集体创造已经成为不可能,应该交付给集体创造的沉重理想势必压垮这个瘦弱的诗人。

这就是第二浪潮:它甚至将一些志不在此的诗人也席卷进去。比如欧阳江河,临时写出《悬棺》;翟永明,临时写出《静安庄》。

6
徐敬亚的出现恰逢其时:他代表了当代诗“自己的”发言人。他置身于一代青年之中,从而把自己与谢冕和孙绍振都区别开来。《空间•跳跃•线条•表面层》是徐敬亚关于当代诗前两个阶段的美学观察,或者说美学引导。此类文章,前面还有顾城的《关于诗的现代技巧》,后面则有牛波的《试比较诗歌、音乐、绘画在形式上的关联》。毫无疑问,顾、牛二氏只是现身说法,传托个人的衣钵,只有徐敬亚具有批评家的自觉:他的视野几乎容纳了所有青年诗人的创造。岂止如此而已:徐敬亚更大的魅力来自于一种思想家式的快雪机锋。不过,像《空间•跳跃•线条•表面层》这类文章好比佛家所谓有为法,难免“着相”。所以顾城在《诗话录》中转而说道:“忘其形才能得其魄……可惜许多死于章句的人都不这么想。”《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果真如此:全新的美学思想已经在泛现代主义的邻地上破土而出,后现代主义也急于露出端倪。北岛时代很快就会成为历史,而徐敬亚也将疲于他的美学跟踪。

7
还得回过头去看。顾城在《学诗笔记》中已经提出,“一句生机勃勃而别具一格的口语,胜过十打美而古老的文词”。梁小斌——他的文章题目极端老实:《我的看法》——则希望将一切了不起的发现,“通过孩子的语言来说出”。这些当然都不是真正的源头:因为顾城和梁小斌的作品,在这个革命性的向度上,并不具备立法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诗人王小龙——这个王小龙,在1979年的一个闷热的下午,曾经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用诗来消灭官僚主义的可能性。这种理想主义的呆子气,恐怕已经永远消逝了——1982年7月,他在两个朋友,诗人菲菲、蓝色,的启发之下,完成《远帆》一文,开始反思和质疑那种“一两星星,四钱三叶草,半斤麦穗或悬铃木”的现代诗意象丹方。意象,以及夹杂其中的书卷气、脂粉气,已经如此让人生厌。王小龙愿意重提陈独秀的“三个推到三个建设”,再次掀起一场白话文运动。他说:“我们希望用地道的中国口语写作,朴素、有力,有一点孩子气的口语……赋予日常生活以奇妙的、不可思议的色彩。”在此后完成的《自我谈话录:关于实验精神》中,他进一步坚定和迫切了“学会自己走路”的想法。就在1982年,王小龙完成《心,还是那一颗》、《外科病房》等一系列作品。杰作《出租汽车总在绝望时开来》写于何时已经难以考证,在此之前后则无疑义。到了1986年,他甚至又写出《纪念航天飞机挑战者号》。亲切,新颖,跳脱,率真,幽默,口语魅力展现无遗。王小龙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先驱:同行者已经排成了耀眼的天使队。韩东是同时出现的,1982年就完成《有关大雁塔》,次年又完成《你见过大海》。于坚亦起步于1982年,但是要等到第二年才完成《作品39号》,第三年才完成《尚义街6号》。李亚伟要晚一点,迟至1984年底,他才完成《中文系》。到1987年,阿吾完成《相声专场》,被张远山誉为“汉语中最杰出的漫画” 。1988年,蓝马完成《世的界》,伊沙完成《车过黄河》。仅仅六年时间,口语的涓流已经汇成解构主义的浪潮:当代诗的第三浪潮。这可能是王小龙始料未及的。作为今天派及今天派后裔的相对者,王小龙们的华丽转身让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代人。

到伊沙完成《饿死诗人》,时间已经进入九十年代。一个铺天盖地的后口语时代出现了:口语最终被口语淹没。

但是仍然让我们记住王小龙:他已经快被彻底忘掉了。

8
如果说王小龙是源头性的,那么,翟永明已经在另外一条秀水上泛舟中流,接引着过去和未来。让人庆幸的是,她也应邀参加了老木主持的这场美学聚餐。我注意到了翟永明在《谈谈我的诗观》中所使用的那个词组:“毁灭性预感”。就在《青年诗人谈诗》印行的同时,翟永明又完成了另外一篇文章,《黑夜的意识》,再次言及这种“与生俱来的毁灭性预感”。很显然,臧棣正是从第二篇文章中注意到我之注意。后来,他在访问翟永明时专门设计了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后者回答说:“这种‘与生俱来的毁灭性预感’也许类似动物对自然界灾变的本能预知,它支配着我的生活与我的诗歌中的主题、动机,甚而支配着我的词汇。” 事实上,正是这个潜伏着的小东西,包括与之相表里的疾病意识,让翟永明在1985年写出组诗《女人》,逐步“在一切玫瑰之上”现身出来。林子和舒婷终于成为过去,未来的女诗人面临着巨大的阴影。

当然,翟永明绝非一个自恋者。从一开始,她就存有更加宽阔的理想。在《谈谈我的诗观》中,她接着说,“我作为女性最关心的是我的同性的命运,站在这个中心点上,我的诗将顺从我的意志去发现预先在我身上变化的一切”。这种关心贯穿了她的思考和写作。后来,我们将会陆续读到她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表明:一方面,她逐渐意识到女性自身的局限性给女性诗歌带来的局限性,于是从女权主义慢慢撤退,试图发出非性别意义的独立声音,关注人类普遍的命运,真正回到文学和艺术本身。这种观念的确立,使得翟永明的写作增加了客观性和场景性:啊,《咖啡馆之歌》!然而,这种增加,在我看来,又何尝不是一种减损。另一方面,她从来没有淡忘过作为一个整体的女性诗歌,她激动于同龄的,更年轻的,甚至还年轻的,文学与艺术的闺中密友。有好几次,她想要编选一本《中国现代女诗人诗选》,试图挑选出所有的,玫瑰中的玫瑰。让我们记住这些被她一再低唤的芳名:陆忆敏、张真、伊蕾、唐亚平、海男、唐丹鸿、小君、小安、刘涛、陈小蘩、蓝蓝、周瓒、吕约、尹丽川、巫昂……

她们的翅膀已经全部开张:不是为了占领半个天空,而是为了自由飞翔。

9
翟永明很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提及过王小妮。

然而,今天看来,在《青年诗人谈诗》的所有入选者中,王小妮几乎是唯独一个越写越好的诗人,“自然”,炉火纯青,不容我辈置一词。

10
老木的宾客已经星散,一些人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平是谁?张小川是谁?崔桓又是谁?我们已经不能知道他们的半点消息。上文已有提及,崔桓只留下一个论文提纲:《聚集在沙滩上的人》。这个提纲,显示了非同一般的历史眼光。比如,她将“新诗潮”分为三个板块:《今天》诗人及诗,老一代人中的新兵,追随者。一直要到此后很多年,学术界才能够像崔桓那样,用“今天派”取代“朦胧诗”这个轻薄的称谓。对我来说,最感兴趣的还是她对第二浪潮的叙述构架:区域性诗人群和刊物,呼唤史诗的诗人,虚构个人童年讥讽成长的时代及强调城市感受的群体代表。当其时,“他们”、“整体”和“莽汉”刚好成立,“撒娇”即将诞生,“非非”尚在酝酿。在茫茫竹海之中,崔桓已经听到哪些嫩笋的拔节声?第三节更是一个谜:虚构个人童年讥讽成长的时代?她说的是顾城?顾城可不具备“讥讽”的品质。如果顾城位处第一章第一小节,那么她说的或是车前子?当时,《三原色》已经发表近两年。城市感受?天啦,宋琳、张小波、孙晓刚和李彬勇的诗合集《城市人》还要在两年之后才会出版。那么,她说的又是谁?而且还是一个群体?

崔桓似乎并未完成这篇可期待的论文:不是历史,而是关于历史的一种独特叙述框架,就这样胎死了。到了今天,聚集在沙滩上的人,连同崔桓本人,都已经面目模糊。

11
通过对作者的选择,《青年诗人谈诗》展现了一种双城记般的地理学视角:毫无疑问,我指的是北京和四川。北京诗人,四川诗人,各据一桌,煮酒论英雄。这也大致符合三十多年来现代诗发展与嬗变的事实。当然,遗珠之憾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像多多、芒克、黄翔、西川、孟浪这样的诗人都未能占得一席。但是,我宁愿相信,个中原因,恐怕还在于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理论建设的积极性。1984年,欧阳江河已经完成诗学长文《受控的成长》发表于香港《大拇指》诗刊,显露了渊深的学养和机智的识见,也未能占得一席,似乎应该归咎于那无处不在的偶然性。至于周伦佑和蓝马,他们要在《青年诗人谈诗》印行后的第二年,亦即1986年,才在西昌月亮湖畔完成《非非主义诗歌方法》。也在同一年,宋琳们才完成《城市诗:实验与主张》,京不特才完成《撒娇宣言》,——可惜的是,这个宣言迄今仍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一书中的相关论述,堪称精确独到,诗歌研究界亦无反响应和之声。继续往后走,到了1993年,李亚伟才完成《流浪途中“莽汉主义”》,于坚才开始写作《拒绝隐喻》。所以,我们已经需要另外一部书来与这段历史相对称。

0
二十五年过去了。

当年的青年诗人已经慢慢衰老。我们的北岛已经61岁。还有一个比他年长的诗人,肖驰,已经六十二岁,早已转入古典诗学研究领域。最年轻的海子设若不死,也已有四十六岁,快要逼近知天命之年。

感谢老木:他为我们保留了一个时代逐渐翻红的青春。(2010年6月1日)


责任编辑:yszd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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