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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八十年代诗歌运动——我的第三代情结
 摘要:八十年代浪漫而美好,令人怀想。第三代及其相关的一切,构成了我青春的全部。我的光荣和我的愤懑,以及我对生活的向往,我的爱和最疼痛的跌落,都与第三代密切相关。我见证了那个伟大的时代,对它浪漫而明亮的空气十分熟悉。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在大变动前夕的短暂间隙里最早透出的一缕强光,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希望。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公平的,人人都相信,即将到来的时代属于社会全体,它不会特别亏待谁,也不准备特别优待谁,会公平地对待它的每一个成员;如果一定要有所偏向的话,很可能是要偏向自己。


1986年11月6日,我从咸阳某印刷厂取走两千册《走向人群》。这是我的诗歌作品第一次结集变成铅字。全书以长诗《走向人群》命名,收入诗作48首,封面设计葛田;蓝白色块相间的背景,凸现出一个思考的青年的黑色木刻头像,线条简洁粗犷,给人印象深刻。此前为了这本书的印行我曾三赴咸阳,当地的诗友还为此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聚会,作为远道而来的外地诗人,我在会上受到贵宾的待遇;既是诗人聚会,当然少不了朗诵,我即兴创作朗诵的一首《钟声敲响》,曾激起一片英雄凯旋般的欢呼!这一次我没有惊动大家,除留下一批书托人分送咸阳的诗友外,剩下大部运送咸阳站交付托运,留下一包随身携带,以防诗集在托运中发生意外。

有书出版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何况是一本极漂亮的书,携带着一大批足以一鸣惊人的杰出诗篇,它们完全出自我的手造!当我经过一夜旅行走下火车、肩扛厚厚一包新书走过凌晨寂静无人的汉中街头的时候,几个月来辗转奔波的艰难苦辛都已随风飘散,自信已经完成了一桩英雄的业绩!

这本书的出版给沉闷的写作投进一道耀眼的亮光。我倍感兴奋,深信诗歌的大门正在为我打开。我甚至设想看到诗集之后诗歌界惊讶的表情,以及争相求购、无不以拥有一册为快的盛况;并且很快就想到,是不是需要当机立断加印一批,以便在扩大传播的同时,为诗歌事业积累一笔小小的资金。大体估算一下,觉得不加印便罢,要加印就得加印二万册,这样比较经济,售出之后可以有一笔可观的进项——我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这是一本以咸阳诗社内部资料名义面世的诗集,按国家规定是不能上市销售的。惟一感到难办的还是资金,因为首印两千册已经花去不少积蓄,当时我们事实上已经没有资金可投。这事讨论了几天,很快有了结果:岳父母答应为加印提供支持。妻已经在为我准备行李,可看得出来她很不情愿;她宁可相信这批诗歌是惊世杰作,却不愿意为这本可恶的蓝皮书再花一分钱,那可是我们的血——那时我们新婚不久,面临的困难很多,任何一点血对我们而言都显得十分紧俏。尽管我去意已决,还不时在小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发雷霆,可是当我看到妻无论如何不能把我说服,是含着眼泪为我准备行程的时候,我的心软了,在临出门的那一刻放弃了这个想法,一下子坐在床上。

我对这批诗歌的感觉当然是对的,直到今天,我对它的先锋性、对它在那个年代所携带的巨大冲击力,依然深信不疑。由于印数小,能够看到的圈子并不大(除了我本人在西安、咸阳和汉中的大力推广,重点是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一些高校的文学社团按成本价销售——我有不少学生在这些高校读书,经由他们的帮助,这个国家的十几座核心城市,几乎都有了这部诗集的踪迹;此外我还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向一些著名人士一一寄赠),但诗集还是在诗歌圈引起反响。几乎每一天都能收到几封读者来信,来信的都是高校的大学生、研究生,计有近百封之多。《诗刊》社的丁国成、《当代文艺思潮》的谢昌余也写来信件,对这批诗作给予肯定。1987年1月9日著名艺术家、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范曾的来信,成为我写作生涯中的一个事件。“你的诗写得实在好,奇崛瑰丽,而又峥嵘确荦。我想,唐之李贺、宋之吴文英,或可伯仲。谢谢你给我这本动人的诗,我十分欣赏——激赏!”——范曾先生在信里这样写道。由于这部诗集,汉中诗人同行赵栩和坡子等对我以“狂飙诗人”相称。在二十年诗歌结集《愤怒》出版后,对中国诗歌走向洞若观火的资深出版人余迅,以难以掩饰的高兴心情写下一篇长文,将其命名为“英雄写作”;文中特别提到:集20年心血倾情打造的5000余行长诗《命运·九歌》,以不可复制的个人风格和对苦难的独力担当,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诗界最后一部“挑战诗歌秩序”的长诗力作。与此同时,同为第三代的江苏先锋诗人十品对这部长诗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将其列入自己最喜爱的“中国当代十大长诗”。青年诗歌批评家荣光启认为,系列长诗《命运·九歌》是第三代诗歌的重要收获。这部长诗由20多首长诗构成,既可独立成篇,又浑然一体,体现了一种宏大、严谨的结构美和建筑美。其中写作于1984到1985年间的长诗《走向人群》,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创新。在《走向人群》中,诗歌一反过去纯粹的抒情性,出现了丰富的反讽、叙述、描述等多种表意手法;一反过去抒情诗常用的一位抒情主人公面向一人或万人的言说,出现了许多虚构的人物、事件、场景,虚构的人物与虚构的“我”就现实与历史展开对话。该诗实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诗人所追求的诗歌的“戏剧性”,融现实、象征、玄思于一炉,努力在多种多样的情感、思想、人物命运、历史判断、现实景象和未来期许之间展开丰富的“对话”,使诗歌成为一种具有对话性的复调文本,通过多种人物的声音、命运相互映衬、相互对话,展现出诗人对现实生活的独特认识。在形式上,不同叙述者的不同语气,述说的不同角度,诗歌那种长句、大容量、对现实作恣意铺排的写作手法,将诗歌的叙事性、戏剧性、对话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将时代的复杂性表现得相当深刻,造成了一种多声部相互补充、烘托、谐调推进的独特效果,在传统的抒情诗之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诗歌范式(荣光启:《向着本源的穿行与返回——论刘诚诗歌》)。但我当时还是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我居然愚蠢地认为,诗的优秀与市场价值成正比,诗优秀就一定能卖得动。我错估了诗歌界瞬息万变的形势:这是一个无序而且必将更加无序的时代,对新生的中国诗歌而言,温婉而和缓的春秋时代也许划上了句号,更惨烈的战国时代却正在拉开沉重的帷幕,无法无天的民间诗歌运动加之网络的推波助澜,正在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将诗歌的游戏规则彻底改变,而我对此浑然不知,或者说缺乏必要的敏感。

妻子的抵制挽救了我们的生活——时隔二十多年,我仍然为当时的盲动感到后怕:幸而没有加印,否则我将以高贵的诗歌理由,将我们本来就艰难的生活打入深渊。但我没有想到的还有更多:诗集《走向人群》是印成了,可是它在事实上正在将我置于尴尬的境地,使我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次著名的集体行动擦身而过——我是指“八六两报诗歌大展”。这是一次令人痛心不已的错过,对于一个自视甚高的第三代主力诗人,几乎不能原谅!


由《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发起的“八六现代诗歌大展”,与我的诗集几乎同时出场。《诗歌报》是当时先锋诗歌的大本营,《深圳青年报》向以思想的激进见长,都是当时思想文化界注目的焦点。作为史无前例的一次集体行动,两报诗歌大展被认为是朦胧诗之后民间诗潮的一次强劲出场。但大展的作用并不都是正面的;首先大展所展现的诗歌繁荣有严重的泡沫成份,这为以后的诗歌开了一个坏头,使浮躁的诗坛更浮躁;其次搭上船的永远搭上了,搭不上船的就永远搭不上了,大展在让一批人走上前台的同时,也把另一批人长期置于它所造成的阴影之中。

从后来披露的情况看,两报诗歌大展是一次偶然的行动,很可能出自诗人徐敬亚的灵机一动。徐敬亚当时不会想到他是在创造历史,那个年代的诗人们也未必这么看,大家都只是顺其自然,在做一件自认为有意义、事实上也能够做到的事情。我是《诗歌报》的长期订户,接到大展报纸的时候,我是在陕西工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诗歌的编排总是显得很别致;粗粗看下来,近百种闻所未闻的诗歌流派(群体)几乎是在一瞬间映入眼帘。这里既有宣言,也有作品,真是众声喧哗,琳琅满目,令人匪夷所思!我没什么话可说,把报纸随手递给身旁一位同样写诗的同事。毫无疑问,大展对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我意识到,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我已经与一次公开出场的机会当面错过。这是一次诗歌的狂欢,可是这狂欢与诗人刘诚无关,狂欢的喧嚷嘈杂及其斑驳明亮的背景之下,我的个人的、私秘的、几乎没有任何回报的诗歌写作活动,显得更加黯淡和脆弱,不堪一击。但大展在打击了我的信心的同时,也激发出强烈的反抗情绪:比起那里面的诗,我的厚厚一本《走向人群》,显然更先锋、更独创、更优质、规模更大,比大展中那些零碎的东西要好N倍,只不过没有在大展中出场而已。没有出场只能说是出于偶然,也不是谁的有意冷落。谁能冷落谁呢,大家素不相识,无怨无仇。我当时估计,即使知道消息投寄了稿件,由于不在特别邀请之列,进入主办人视野的希望十分渺茫。我还想到,你的《走向人群》那么长,即使是真的被邀请,也不可能全诗照登,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是节选,那样将留下永久的遗憾,还不如不登。

现代艺术竞争的残酷性从那个时候起初露端倪。一方面,苦心孤诣、自认为足以一鸣惊世的诗集出版了,各方面反响很好,可是并没有为我打开诗歌的大门——反响仅止于民间,原以为我的诗集可以从此进入批评视野,至少我的作品从此将得到重视,发表作品将畅行无阻,然而这些指标都没有达到,看起来距离这些指标反而更加遥远;另一方面,许多在我看来一般、甚至不值一提的诗歌,却经由大展公开亮相,堂而皇之进入了公众视野。双重打击加于一身,从这时候开始,我对文学和诗歌的失望达到了顶点。诗歌的热情很怪,热起来可以很热,什么苦都能吃,可就是不能被捉弄,一旦发现被诗歌捉弄,热情也可以在一天之内一泄净尽。正是从这一次,加之现实生活方面的一些原因,我对诗歌忽然失去耐心,从此退出诗歌长达五年之久——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离开诗歌。从后来的一些材料看,大展的确是由组织者邀请的,虽然发过公告,但核心工作一直在私秘的状态下进行。一些诗人接到了邀请函,其中默默在被周伦佑邀进非非的同时,还被拉进了另外两个流派。也有接到邀请函想都不想就把信撕了的,比如“安徽三人小组周墙”(三脚猫:《黄山诗会座谈纪要》)。有的诗人出于友情,糊里糊涂受到转邀请,也进入了大展。资源的分配完全随机,没有任何章法可循。当时在汉中,本来活跃着一大批青年诗人,大家结诗社出民刊,也算有声有色,我的活动甚至超出汉中地域,与西安、咸阳等地民间诗歌社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那时一些手抄的诗集,一直在汉中诗人中悄悄流传。你完全想不到,一些诗集如何经由千折百回的曲折管道,最后居然到了我的手中。当时我读到了蔡其矫的一些没有公开发表的诗稿,得到了一本舒婷的《双桅船》,得到一本《他们》,上面印着一篇怪异的小说——《我为什么进不了电视台》。但总体看,汉中民间诗歌运动已呈强弩之末,大家不相信诗歌可以绕过官刊“民间”到底,在黑暗的纸媒时代,不知道民间诗歌运动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我们的活动规模有限,很难把能量投放到更大的舞台。况且我当时正忙于《走向人群》的编印。这个工作繁琐而重要,严重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印行地奇怪地选定在咸阳,也增加了工作的成本。作为一个青年诗人,我深陷内陆小城,虽然成绩不俗,可是除了1982年6月号《诗刊》发表过我的三首处女作外,代表性作品一直未能公开发表——其强烈的先锋性质注定,它们永远不可能被任何官方刊物首发。封闭的环境对于诗人确实是要命的,诗歌需要一些地理方面的优势。诗人之间的跨省市交流,不但为诗人们风云际会提供机会,事实上也为参与各方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持,而我受到限制。我当时真是书生意气,不但看不到大展的文学史意义,反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写作从此更加内向和封闭,对任何抱团登场的行为都不屑一顾。我把中国诗歌界想象得太好了,以为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有一个诗歌的公理在,它神通广大主宰一切,放之四海而皆准,自会还原一切摆平一切。这使我在错过大展后,又错过了大展的后续行动。

时隔二十多年,徐敬亚这样谈到大展:“第三代诗人是有特性的。可能恰恰是那些没有参加大展的仍然在写诗。大展是个破船,我只是划了两下桨,喊大家上船了。”(三脚猫:《黄山诗会座谈纪要》)徐敬亚说得很谦和、也很客观,大展的真相就是这样。即使是单从文本看,大展出场的诗歌也是良莠不齐,有不少显得很粗糙;所谓诗歌流派,多流于宣言和口号,有些宣言十分幼稚,更多的则莫名其妙,这些在拿到报纸的当下就看得出来。问题在于它们堂而皇之进了大展,而你自鸣得意的东西却偏偏无缘在大展露面。历史的书写,粗暴而随意,且一经成型就不容改变!


第三代诗歌运动是一代人的集体行动,不是少数人闭门造车的产物。它包括但不等于少数人突发奇想的个人英雄主义的狂飙突进,而是由众多私秘的第三代诗歌运动碎片构成,是众多私秘的第三代史多声部合成的繁弦急响和充分展开;它那冲天的火光,以所有第三代诗人——包括一大批被遮蔽的第三代诗人青春和生命毫不保留的投入为原料。八六两报诗歌大展只是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一个引人瞩目的事件,是一个注定要被历史记载的亮点,但不等于第三代诗歌的全部。第三代诗歌不但包括那些高潮部分,而且包括浪峰之间深深的低谷及其巨大的阴影地带,任何把大展等同于第三代的努力,都是对历史的肢解和歪曲。在《中间代:第三代后院的诗歌哗变》一文中,我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在《刘诚访谈录:重返天堂之门——从神性写作到第三极文学运动》(访谈主持:白鸦)里我有过详尽的论述。第三代诗歌运动并不是过去时。有人说:“第三代诗人正在卷土重来。”事实是,第三代诗人从来就没有离开,除非你大睁两眼,认不出谁是第三代,否则他们很可能就在你的身边。第三代绝不是少数人的第三代,谁想独吞第三代,他一定难以消化,反而暴露出丑陋的吃相。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伟大,就在于它的自发性、群体性和非功利性,这是以后所有诗歌运动都不具备的伟大之处,它不带任何功利的诉求,是一种青春和创造性能量的自发涌动,对时代是一种全方位的弥漫和笼罩。这与后来一些诗歌阴谋家从一开始就抱着深深的功利目的,组织圈子以党同伐异,疯狂地攫取诗歌名利的做法完全不同。我相信当时,在中国的广大城市和乡村,这样私秘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更多,它们构成了第三代无比广阔的基础。正是中国大地无数细小的、自发的、几乎可以忽略的诗人个体的合力,织成了第三代诗歌波澜壮阔的时代喧响,使第三代诗歌如此广阔厚重、气势恢宏,就像星火燎原、百川归海。第三代诗歌运动强悍的生命,仍在第三代人手中回响,其辉煌的历史正在被第三代诗人继续。任何断章取义的企图和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草率梳理,都是对第三代诗歌运动的粗暴肢解和歪曲,将从根本上削弱第三代诗歌运动应有的文学史意义。

八六两报诗歌大展之后,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更加混乱、更加无法无天的时代。单枪匹马埋头写作的诗歌从业方式被永远淘汰,诗歌的游戏规则被彻底改变,连带被废掉的还有诗歌和文学的标准,诗人名气大小,从此可以与诗歌的质和量完全无关。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仍然相信写作决定一切,一定会在中国诗歌这一堵墙上碰得头青面肿,血本无归。诗歌作为一种心灵的容器,当然还是一种私秘的、个人的事情,但就其本质而言,它总是与社会发生关联,不可能独立于人类命运,纯个人的写作从来没有。再者诗歌作为一种具体的事物,只能处在具体的生态之中,一大批私秘的个人写作,将构成一个时代的写作背景。读《早晨从中午开始》知道,路遥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最担心的事情,不是巨著创作工作量的艰巨,而是文学风尚的变化。他发现文学有一种越来越快的趋势,人们越来越没有耐心等到一种主义生根开花结果,可能等不到他苦心孤诣的煌煌巨著出来,文学的风尚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新的和洋的就是好的,这种愚蠢的惟新惟洋的简单思维,还常常被冠以“进步”二字,在文学批评那里加以正面描述。路遥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正是文学的风尚决定着文学作品的命运,从而决定着一个作家、一种写作的兴衰沉浮。诗歌也不例外;个人写作、地下的写作,封闭的、心不旁骛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写作固然令人尊敬,可是并不现实。当大家独立写作、却必得抱团出场的时候,你一个人继续独立,只能独吞苦果。据多年观察,诗人抱团出场已成为新时期、尤其是第三代以来通行不二的操作方式。中国诗歌这一滩水是以埋没为特点的,它的本质是埋没,而不是呈现。在这里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也都是加害者。多年来诗人一直在自相残杀,多少人因为相信诗歌的真神,相信存在着一个万世不易的诗歌公理,最终都在中国诗歌这堵墙上碰得头青面肿。诗人自相残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写作上对理想、道德和社会性的强行剥离摘除,这是一种从先锋立场的退却和自我放逐,是对社会责任和诗歌本质的自动背弃,其结果是使诗和文学日益蜕变为欲望的传声筒——这欲望往往又被别有用心的批评刻意打扮为时代精神,以便合理合法大摇大摆登堂入室。一是诗人之间的党同伐异与残酷打击。如果把诗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种愚蠢的行为无异于自杀,具有强烈的歇斯底里性质。特别是这后一点,在第三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界,随着一批痞子作家诗人的登场,真是愈演愈烈,像烈性传染病一样,极大地毒害了中国诗人群体及其既起的青年诗人,使其变得更加四分五裂、更加破碎、更加令人气馁、更加背离诗歌的本质。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极为痛苦的经验,已经进入诗歌的基因,并在那里沉淀下来代代相传,结果是使悲惨的中国诗歌产生更多的流寇,更加排斥,更加不合作,更加江湖化、黑帮化,更加热衷名利而渺视诗歌,结果是使中国诗歌成为当代文学最不团结、最少合力、最肮脏和最令人气馁的区域。目前活跃在诗歌界的这一批人,某种程度都是中国式无序竞争的幸存者。无序竞争没有赢家,但人们还是要制造一些赢家,因为历史有这样的期待。没有人打扫过中国诗歌的现场,偶尔打扫一下,一定会惊讶何以只有幸存者,而没有胜利者。那些浮出水面的诗人,会发现他们身上溅满了同行的鲜血,他们是踩着同行的身体,才爬上了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也正因此,诗人抱团出场被认为是冲破铁幕的一个捷径。人多力量大——中国人的一句大白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单个的诗人力量再大,倒底不如群体的力量大;单个的诗人再独特,到底不如群体更引人注目。群体就是群体,仅仅是体积,已经足够让人感到害怕了。在中国从现代到当代的诗歌里,充满了这样的诗歌军团,大家纷纷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艺术政治的这种特点,对那些信奉以真本事打天下、单枪匹马地向诗歌艺术的核心地带挺进的孤胆英雄,变得越来越不利。独立写作的诗人如果是单兵,组织起来的诗人就是集团军,有着严密的阵列;单个的诗人如果是手拿大刀长矛的土八路,组织起来的诗人就是连环马铁甲阵,披戴着理论的铠甲,手持批评的长矛,甚至装备着高技术的远程导弹。两者实力如此悬殊,结果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圈子要凝聚大家,必然要有理论,有时甚至不惜提出一些耸人听闻的似是而非的口号,往往给批评以极大的方便。正因为如此,新时期以来产生了一批诗歌的政治家,这些人可谓深得毛泽东武装割据和游击战法之真传,不遗余力要把圈子做大做强,他们是圈子政治的实践者,也是圈子政治的最大受益者。如果没有圈子,他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都将大打折扣。也有的虽不在前台活动,但幕后组织圈子的努力其实一刻也没有停止——是不想,还是不敢?

也许有人会说,真正的诗人不会被遮蔽,金子到哪里都闪光,这话也对。只是闪光的要价是如此昂贵,委实难以消受——我付出的代价是:在黑暗里二十年的蛰伏和等待!


八十年代浪漫而美好,令人怀想。第三代及其相关的一切,构成了我青春的全部。我的光荣和我的愤懑,以及我对生活的向往,我的爱和最疼痛的跌落,都与第三代密切相关。我见证了那个伟大的时代,对它浪漫而明亮的空气十分熟悉。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在大变动前夕的短暂间隙里最早透出的一缕强光,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希望。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公平的,人人都相信,即将到来的时代属于社会全体,它不会特别亏待谁,也不准备特别优待谁,会公平地对待它的每一个成员;如果一定要有所偏向的话,很可能是要偏向自己。人人都以为即将到来的是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气氛温馨而友好,然而这一切都只是表相,且转瞬即逝;中国历史上一次最深刻、最剧烈的社会变动即将到来,这次变动事实上不亚于一次改朝换代。第三代诗正是陌生的时代到来前中国社会的一次难以遏止的精神躁动,是它的一个前兆。历史只有一次,更多的进程依次打开,作为历史的候补力量,新的生活在黑暗中伺机登场,一再威逼历史加速,它们显然缺少耐心,因为它们已经在黑暗里等待得太久。同政治历史一样,诗歌的历史也演绎着成王败寇的强盗逻辑。所谓当代诗歌史,不过是那些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小丑诗人与鼠目寸光而又养尊处优的学院派勾搭成奸眉来眼去的苍白记录,它的本质是遮蔽。当学院派自以为是地记载历史的时候,已经与历史的真相相去甚远。历史是不可知的,恰如同绝对真理。历史是妥协的产物,历史没有从容,永远被新的现实追赶。没有人追究历史的过错,因为新的斗争正在汹涌而来,很快填补了一部分现实被历史带走之后所腾出的空间。

八十年代渐渐远去,它欺骗了我们大家,只有少数人从中受益。共同的道路走到这里已经走尽;大家要分家只能从这里开始,诗歌要分家也只能从这里开始。但没有人会记恨那个年代,即使被它欺骗。在记忆中它的镂刻是如此之深,每当提到第三代,就像是听见了一首动人的老歌,不需要任何过渡,会一下子进入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与第三代这一伟大的群体站在一起,是我作为一个诗人最大的幸运。因为有第三代,我的青春没有白白燃烧。回过头来看,无论是此后的什么代、什么派,都无法与第三代相提并论。正是第三代诗歌运动,开启了一个与朦胧诗截然不同的诗歌时代,它是中国诗歌的美学拐点,影响到此后中国文学的方方面面,所触及的诗学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远远超过了作为新时期诗歌“父本”的朦胧诗运动。它的价值,超过了此后中国诗歌里所有的诗歌运动,就是把后来的诗歌群体全都加在一起,未必能比得上第三代诗歌运动的重量。今天的诗人无论什么门什么派,都走在第三代所开辟的道路上,只不过选择了各不相同的向度。对于第三代,今天的诗人惟有仰望。作为一个第三代诗人,我以我的诗歌活动为它增光添彩,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都是它的一部分,并以此为荣。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进入八六两报诗歌大展,接着又在《走向人群》出版之后的1986年底到1987年,愤而退出诗歌长达五年之久,回到诗歌之后又被长期遮蔽,但时至今日,任何力量也不可能阻挡我的崛起,刘诚品牌的第三代英雄写作,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承认。从英雄写作到神性写作,再到第三极文学运动,就像一条不可逆转的轨迹,正在以明亮而粗大的弧线,划过混乱年代中国诗歌的天空。我虽然错过了大展,却携带一大批诗歌和理论文本,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以神性写作的名义重新出场,作为诗人,我走完了一些诗人投入两次生存才能走完的道路。我不仅使“刘歌”成名,事实上也使“刘诚”成名,而且仍将继续成名;我是中国诗歌里的九头的大鸟,从火焰里飞出,有九颗头、九条命!

“刘诚的存在,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尴尬。”在不久前的一篇诗学专论中,吉林青年先锋诗人董辑这样写道。

历史是公平的。如果没有埋头写作、甚至离开诗歌五年之久的惨痛经历,很可能没有《愤怒》,没有长诗《命运·九歌》,也不会有厚厚两卷本的《词语的暴动》和《先锋的幻想》,更不会有神性写作和第三极文学运动,而这对诗歌和我个人,无疑都将是一种损失。

我甚至有理由感到庆幸,因为在一个收获季里,同一个人不可能收割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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